【菜科解读】

意见权衡 为了向英军表明自己的决心，华莱士在福斯河北岸的奥丘山的山坡上布阵。

沃勒内明白一场恶战是不可避免的，出于对沙场礼节的尊重，他派遣两名多明我会修士过河。

沃勒内让两名修士转告华莱士，如果他能接受“王上的和平”，自己将保证华莱士的生命，并对他以往所犯之“罪行”既往不咎。

对此，威廉·华莱士的回答是：“告诉你们的人，我们到这里来不是为了什么和平，我们是来打仗的。

我们要向你们，我们要解放自己的国家!!他们想来就来，我们已经做好的准备，就在这里恭侯。

” 华莱士带有挑衅性的回答不仅让沃勒内目瞪口呆，也令原本趾高气扬的英军将士为之气沮。

英军将领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一些人认为华莱士的宣言不过是“歹徒在虚张声势”，其他的人则主张要小心谨慎。

为了统一众将的意见，沃勒内召开了一个紧急军事会议，会议上一名在欧文向英军投降的苏格兰骑士理查德·鲁迪爵士告诫萨里伯爵：“大人，如果我们上桥的话，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因为我们只能两个两个并排通过桥面，敌人正对着我们的侧翼，他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冲下山来攻打我们，集中兵力打击我们的前锋。

离这不远有一处浅滩，在那里，我们一次可以通过六十人。

请拨给我五百名骑兵和一小队步兵，我将率领他们绕到敌军的背后，打击他们、粉碎他们。

我的伯爵大人，与此同时，您和大队人马就可以的通过斯特林桥了。

” 大多数英军将领们都不赞同鲁迪爵士的意见，在他们看来兵分两路是不明智的，这可能是英格兰贵族的傲慢和对苏格兰的“变节者”的不信任所致，詹姆斯·斯图亚特和伦诺克斯伯爵那不能兑现的诺言让他们不得不小心谨慎。

但是也有少数将领在原则上同意他的看法。

于是，英格兰的将军们，争得不可开交。

最后，税务官休·格雷辛汉站了出来，大声喝道：“你们不要在这件事情上继续纠缠下去了!国王陛下的金钱不能被这样白白的浪费。

让我们冲过桥去，尽忠尽职吧!!” 沃勒内对于格雷辛汉的越权举动非常不满，作为一员久经沙场的宿将，他很明白贸然进攻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可是，将士们的情绪已经被格雷辛汉煽动了起来，如果这时候不进攻的话，有可能会影响全军的士气。

沃勒内再三权衡以后，向全军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英格兰大军走上斯特林桥 以基尔顿城主(此城堡在约克郡)马默杜克爵士率领的重装骑兵为先导的英格兰大军开始通过斯特林桥，正如鲁迪爵士先前所指出的那样,狭窄的桥面只能同时并排通过两骑，英军的行动异常困难。

一英里半外的奥丘山上，华莱士和所有的义军将士一样目不转睛的观察着英军的。

英军的队伍以手持爱德华一世的王旗的掌旗手为首，后面紧跟着萨里伯爵和大队的骑士，在一面面长三角旗、令旗和燕尾旗(备注6)的簇拥下，骑士首领和男爵门身着华丽的礼服和全副的铠甲浩浩荡荡的，他们好像是去参加狩猎而非上阵厮杀。

指挥大军渡河的是财务官休·格雷辛汉、罗伯特·德·萨默维尔爵士以及斯特林堡的守将沃德格里夫爵士。

双方开战 眼看着越来越多的英格兰士兵穿过斯特林桥踏上了福斯河北岸的土地，苏格兰义军当中的气氛也愈发紧张起来。

如果不是华莱士和穆瑞再三强调了服从命令的重要，奥丘山上的苏格兰将士们早就象1296年在邓巴那样冲下山去和英格兰人拼命了。

此时，华莱士站在福斯河北岸岸边的克拉格修道院的钟楼上耐心的观察英军的行动，他在等待一个最恰当的时机，他要一击成功。

如果过早进攻的话，苏格兰人只能消灭一小部分敌军，当真如此，反而让沃勒内有了反击的机会。

另一方面，如果把英军全部放过桥来打，义军在数量上有3：1的优势，可以痛痛快快的打一场歼灭战。

中午11点，华莱士命令传令兵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早已按捺不住胸中怒火的苏格兰战士们立刻象脱缰之马一般冲下了山去，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和长矛，口中不断高呼：“干掉他们!!干掉他们!!”。

在苏格兰人冲下奥丘山的一瞬间，他们端平了手中的长矛，径直朝着英格兰的贵族们冲杀了过去。

与此同时，另一队苏格兰战士正在向斯特林桥进发，他们的任务是封锁斯特林桥头，切断两岸英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再和主力部队一起将已经渡河的英军包围消灭。

一阵短促而激烈的肉搏过后，斯特林桥的桥头被苏格兰人占据了。

他们的大胆行动在英军阵中造成了极大的混乱，桥上的英军将士们既无法前进，又不能后退，拥挤和推搡令数以百计的英格兰人掉进了水流湍急的福斯河中，沉重的披挂和武器很快就让他们失去了生命。

苏格兰人的正面攻势冲垮了英军的阵线并在英军将领中制造了一场混乱，他们试图让自己的战马从深陷的泥沼中脱身，大多丧身于苏格兰人的长矛之下，间或有一两个躲过了长矛却在坠马之后死于坐骑和苏格兰人的践踏。

苏格兰人的迅猛攻势打了英军一个措手不及，被冲得的英军很快就被压迫到了斯特林桥与河堤西南的河湾。

正在此时，苏格兰骑兵以之势从北方向河堤冲来，指挥重装骑兵的马默杜克爵士罗伯特·德·茨温格稳住阵脚，他立即改变了进攻的方向，把自己的矛头指向了迎面而来的苏格兰骑兵。

英军装备精良的重装骑兵轻而易举的击溃了轻装的苏格兰骑兵，老于战阵的茨温格并没有对溃退的苏格兰骑兵穷追不舍，因为他已经觉察到战局正在朝着不利于本方的方向发展，他吃惊的发现爱德华国王和萨里伯爵的旗帜全都没了踪影，战场上堆满了英格兰士兵的尸体，苏格兰人占领了桥头切断了自己的退路。

茨温格沉默了片刻，顷刻间，他的外甥在他的鞍前倒了下去，被激怒了的茨温格率领他的部下径直冲向了据守的桥头的苏格兰人，他用自己那柄引以为傲的宽边重剑在苏格兰人当中杀开了一条血路。

当茨温格和部下骑兵安然无恙的返回南岸之后，他立刻下达了拆毁斯特林桥的命令。

英军阵中的三百名威尔士长弓手原本打算坚决抵抗苏格兰人的进攻，然而那些四散奔逃的英格兰人因为躲避愤怒的苏格兰人而冲散了他们的队伍。

可怜这三百精锐部队，他们没有对战局起到任何作用便尽数葬身沙场，更可悲的是他们并不是被苏格兰人所杀而是让自己人的马蹄踩下了地狱。

斯特林桥被拆毁之后，滞留在北岸的英军将士们陷入了绝境，他们为了逃生纷纷跳入了福斯河中，那些平日里趾高气扬的骑士们抛弃了自己的武器、甲胄、战马和尊严，和普通士兵一样跳入了福斯河冰冷刺骨的河水中。

他们中间只有一小部分人活着游回了南岸，有成百上千条生命消失在了湍急的激流中。

苏格兰大胜 战役的进展果如鲁迪爵士预料的一样，沃勒内原本希望看到一场对苏格兰“叛军”的伟大胜利，然而映入眼帘的却是苏格兰起义者对英格兰王家军队的屠杀。

他眼睁睁的看着苏格兰人狂暴的砍杀着自己的士兵，却因为威尔士长弓手的毁灭而束手无策。

沃勒内眼见大势已去，便在收容了从北岸逃回的残兵败将之后撤出了战场。

他留下自己的亲戚威廉·费兹·沃里内守卫斯特林堡并许诺在十个星期之内返回。

安排完一切之后，沃勒内飞速向南逃窜，直到进入了英格兰境内才收住了脚步。

英格兰人在斯特林桥之战当中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大约一百名重装骑兵和五千名步兵(包括三百名威尔士长弓手)战死沙场。

最为苏格兰人所痛恨的税务官休·格雷辛汉被苏格兰人扒了皮。

苏格兰人把扒下来的皮切成长条后，将这些长条编缀成一条皮带，华莱士就是用这条皮带来系配剑的。

苏格兰方面的伤亡微不足道，但是两主将之一的安德鲁·穆瑞受了致命伤，数周之后不治身亡。

穆瑞去世后，他的部下全都投到了华莱士的麾下。

斯特林桥之战在当时的欧洲是一个奇迹：一支装备极差没有经过正规训练的民军打垮了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职业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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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术的祖师——荀子

荀子以孔子为圣人，提倡“礼”教，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提出人性本恶，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

在自然观方面，他反对信仰天命鬼神，肯定自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并提出人定胜天的思想；

在人性问题上，他提出“性恶论”，否认天赋的道德观念。

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在政治思想上，他坚持儒家的礼治原则，同时重视人的物质需求，主张发展经济和礼治法治相结合。

在认识论上，他承认人的思维能反映现实。

强调“学”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博学才能“知助而无过”，同时指出学习必须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学习态度应当精诚专一，坚持不懈。

荀子的天道观是唯物主义的，认为“天”就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列星随旋，日月交递，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

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是之谓天”，强调自然界具有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要求“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颁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

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荀子注重实事求是，提倡行高于知，提出制名以指实的观点。

同时他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

可以知，物之理也”，即人们通过对事物的接触，经过理性的思维，可以知道事物的本质，但人们认识事物也有片面性和主观性，其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对事物认识的局限性，荀子认为：“欲为蔽，恶为蔽，终为蔽，远为蔽，近为蔽，博为蔽，浅为蔽，古为蔽，今为蔽。

凡万物异则莫不相为蔽，此心术之公患也。

”荀子对“蔽”的认识也很精辟：“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藏也。

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之谓虚”。

荀子的人性论观点奠定了后代法家的基础，由人性“性恶”的观点，建立了荀子思想的核心体系“礼”教，主张礼治法治并用，一方面重视“王道”，提倡“礼义”；

同时主张“法后王”，同意武力兼并天下，用法禁、刑赏治理国家。

荀子披着孔圣的外衣，操王道的教义，是一种实用的学说，因而说他是帝王之术的祖师，一点都不为过。

尽管荀子生前不为韩王所用，也未被秦王所重，最终客死楚国，但他不像屈原那样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同于其他诸子百家走极端，更不像老庄那样无为清静，最终他的帝王之术在其学生李斯和韩非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的法学观点在秦朝得以实施，并一直延续整个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直至现在。

李斯拜师于荀子，学成帝王之术后，西入秦国，荀子的帝王术在李斯身上得到充分运用。

首先是满足人的欲望，利用贿赂和暗杀，分化瓦解六国人士，讲权术，弃道义，推崇荀子的“王者不却众庶，故能明其德”。

李斯完全撕下了儒家的外衣，亮出了王术的利剑，比他的老师荀子更有血性。

其二是明辩事理，抓住时机，创千秋之业，建立了统一的秦帝。

其三是制定法令，倡立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

荀子的帝王术在李斯身上得以实现，并自秦以下百世都行秦政礼，这是对荀子礼学的肯定。

秦朝历二世而败，其根本原因：不在于暴政，而在于内斗。

汉朝时萧何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谪取其中合乎当时社会情况的内容，制定了律法共九章。

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

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繁、严酷，使法令更为明简。

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丞相，“萧规曹随”无为而治，至汉武帝时各种社会矛盾突出，汉武帝提出罢躣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加强中央集权，对付地方的豪强势力。

这样帝王之术又完全派上了用场，这里所谓的“术”就是儒家的治国治人之术，不是整个的儒家之学，说是荀子的礼法更为恰当。

因为萧何和陈平都是法家传人，治国以重法，似为必然。

荀子的帝王之术在汉朝前期发挥得作用也是很大的，贾谊先随荀子的弟子张苍学《春秋左氏传》，后又随李斯的弟子吴公学帝王术，他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是帝王之术的范本，在汉朝都得以采用。

荀子的帝王之术自战国到秦一统至汉中兴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被历代王朝所沿用，只是荀子本人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就是人们需要伪装的缘故吧。

韩非子作为荀子的学生，化性起伪，解老喻老而成法家之言，因称法家为道家之别枝，司马迁也将老子和韩非子并传，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说是：于学术缘源最为明了。

由此，历代都将君王南面之术称之为“老庄之学”，应是偏面，或者说是失其根本。

而一心想成就帝王术的王闿运，在其弟子扬度帮助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急呼弟子南归，说要帮他补上“老庄一课”。

可见在王闿运的心里，老庄之学并不是帝王之术，而只是人生的逍遥术罢了！那麽，王闿运之前教授给杨度的帝王之术又是那一种学派呢，无须明说。

从诸子起源来看，《汉书·艺文志》说儒家出于司徒之官，而《荀子·儒效》称周公为大儒，然则儒以周公为首，此一看法的不同，可以细细的品味荀子思想的源出。

《周礼》云：“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

”，《汉书·艺文志》道家首举《伊尹》《太公》，可见老子之言应于《太公》相近，而荀子称周公为大儒，其思想也是相近的，因此，后世法家应不出荀子列。

从师承来看，后世被列入法家之列的，无一脱荀子之师承。

李斯、韩非都师事荀子，李斯帮秦王一统天下，订法侓，秦之法自秦至汉乃至整个封建王朝都沿袭；

韩非子的“性恶论”是其法家言论的根本。

都没有脱离其师承，乃至大汉以知汉以后诸朝代，法家又有谁脱离了荀子的师承言说，荀子为帝王术之始祖，有言传有身教，只是荀子之言多以孔子之仁为本，披儒家之外衣，而行王道之实质，为历代所鄙视，加之，人们不得其化性起伪的真意，而不列荀子为宗。

本文来源：“善本古籍”（作者：刘晓明），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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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韩非列传》中出现三个的“老子”是同一人吗

《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有一个涉及《史记》版本的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唐代，这篇《老子韩非列传》中的前半部分，曾被拿出来插到了《伯夷列传》的前面，使得《史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

这当然不是司马迁原本的排次，而是因为唐朝皇帝姓李，而老子正好也姓李，唐朝皇室要高攀一门说得出口的远亲，所以老子的传记，就被提到七十列传的最前面。

这当然是荒唐的。

不过这种荒唐在唐朝烟消云散之后，还延续了好一阵子，现在我们依然可以在一些宋元版的《史记》里，见到七十列传的第一篇是《老子伯夷列传》。

当然，到明清以后，大部分《史记》的版本恢复了原样，老子又回去跟韩非合传了。

那么，《史记》的这篇《老子韩非列传》，是如何写老子的呢？ 《老子韩非列传》写老子，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就是扑朔迷离。

短短的五百多个字当中，竟然出现了三个老子。

第一个老子，关于他的生平和轶事，太史公见到的材料最多。

《老子韩非列传》不仅清楚地记载了他的本乡本贯，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明确地抄下了他的姓氏、名字和职业——姓李名耳，字聃，是“周守藏室之史”（大致相当于周朝的图书馆馆长），还记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孔子去周都洛阳，向这位老子请教礼仪，故事里有生动的对话，就好像是有当时的录音一样；

一个是这位老子出关著书，写了《道德经》五千言。

第二个老子，又叫老莱子。

也是楚国人，还写了本书，里面收了十五篇文章，说的都是道家的效用。

据说也是孔子同时代人。

第三个老子，跟前面两位相差一百多年，据说是周朝的太史，名叫儋——跟前面第一个老子的字，读音相同而字不同。

这位跟秦献公有交集，还说过一段著名的预言，就是“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

这话我们在讲《秦本纪》时曾提到过。

有人说他就是老子，也有人说不是。

司马迁也搞不清楚，就索性把见到的文献都抄录在这里，并说，他只知道这位老子是个“隐君子”，也就是隐士。

这三个老子中，第一个和第二个，其实是同一个人。

北京大学的李零教授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文献中的老子——读〈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要点》。

李零教授在文章中说，老子的老，不是姓氏，而是指活得长；

老子姓李，按照先秦姓氏名字的惯例，本来应该叫李子，再加上一个老，全称就应该叫老李子，老子不过是老李子的一种省略的称呼。

而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木子李的“李”字，原本是秦国人的写法。

而在楚国文字中，“李”字的上半部分，不是个“木”字，而是个“来”字。

而“来”字和“李”字，古音完全一样，字形也近似。

所以《老子韩非列传》里说的楚国的老莱子，跟那个同样是楚国人，姓李名耳，因为长寿而被称为老李子，通常省略姓氏而称为老子的，其实是同一个人。

《老子韩非列传》的老子传部分，最诡异的，是在结束的地方，抄了一个老子后代的系谱：从老子的儿子李宗、孙子李注、曾孙李宫，排到了七世孙李解。

而最后这位李解，据说还是那位参加了七国之乱、最后自杀的西汉胶西王刘卬的老师。

司马迁并没有说，从李宗到李解这一系，是他写的两个老子里哪一个老子的后代。

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这恐怕是汉朝人攀附名人而造作的产物，太史公则可能未加考证，就照抄了。

相比于老子传的扑朔迷离，《老子韩非列传》的韩非传，就要明确许多。

不过从整体上看，韩非的故事，是一出典型的悲剧。

据《老子韩非列传》说，韩非是战国时韩国的贵族公子，天生口吃，但很擅长写作。

他跟后来成为秦朝丞相的李斯，早年是同门师兄弟，都拜儒学名家荀子为师，但李同学认为学习上自己不如韩同学。

韩非同学很爱国，眼见韩国日渐削弱，就多次给国王写劝谏信，但国王没有理睬他。

这让韩同学很是悲愤，就开始写写写，一口气写了十多万字。

没想到墙内开花墙外香，他写的书被传到秦国，秦始皇看了，喜欢得不得了，说：“哎呀，我要是能见到这位作者，跟他交游，死都没有遗憾了！”李斯这时候已经做秦丞相了，见秦始皇这么快就成了韩非的“粉丝”了，就只好告诉秦始皇：“这是韩国人韩非写的书。

”秦始皇一听，二话没说，就下令进攻韩国。

那架势，自然是见不到偶像决不罢休。

韩国国王呢，本来也没觉得韩非有啥能耐，等这边秦国逼急了，就给了韩非一个使节的头衔，打发他赶紧去秦国。

秦始皇见到自己偶像，自然是高兴啊。

但偶像是外国人，参与国内事务总还是不太放心。

这当口，李斯等人就在秦始皇跟前，挑拨这对偶像和“粉丝”间的关系了。

秦始皇呢，脑子一时“进水”，还真的把韩非给投进了监狱，结果李斯使了个坏，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让韩非自杀。

韩非呢，想找“粉丝”皇帝说说清楚误会，却没有机会。

据说最后是秦始皇后悔了，让人释放韩非，但韩非却已经死了。

《老子韩非列传》里这个以悲剧告终的韩非生平故事，除了让人感慨同门师兄弟也不可靠，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在这个故事的中间，太史公抄录了一篇韩非的文章，就是《说（shuì）难》，引起了后代学者的不少疑惑和讨论。

一种意见认为，《说难》并不是西汉前期不容易见到的韩非作品，司马迁为什么要全文抄录，很难理解。

因为按照《史记》的一般原则，是不抄录在当时很流行的传记主人的著作的，只有在前人的著作散失的情况下，才会那样做。

但出现在《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这篇《说难》，显然跟《史记》的这个一般原则不相合。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史记》的《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其实不是韩非的作品，是后人拿战国纵横家的文章，冒了韩非的大名，塞进《史记》里的。

在没有坚实的文献证据的情况下，单凭所谓的文章思想或文风，就推断《说难》的作者不是韩非，恐怕是不够慎重的。

倒是和《史记》抄录全文的一般引用原则不合这一点，提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司马迁如此看重这篇《说难》，是否还有别的更为现实的原因。

如果我们仔细读读《老子韩非列传》里引用的《说难》，会发现这篇以讨论如何向帝王进谏劝说的话术策略文章里，有如下一些说法。

像“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善议以推其恶者，则身危”，意思是尊贵的人有犯错的端倪，而建言的人明面上是提出善良的建议，客观上却可以推导出尊贵者的错误，那这建言的人自己就危险了。

又比如，“夫龙之为虫也，可扰狎而骑也。

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人有婴之，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之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龙作为一条大虫子，你是可以跟它闹，跟它玩，也可以骑骑它的。

但龙的喉头下面，有倒着长的一尺左右的龙鳞，人如果去碰触它，那龙一定会要了人的命。

帝王也有这样倒着长的龙鳞，在帝王跟前游说的人，能够不碰到帝王的倒着长的龙鳞，那就差不多成功了。

在引录了包含着很多此类文辞的《说难》一文后，司马迁还特地加了一段话，说韩非的著作“传于后世，学者多有”，但是，“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

意思是韩非的文章流传后世，很多学者手上都有抄本，言下之意，是本来并不需要我再抄一遍在这里的。

但是为什么我还是要抄在这里呢？因为我唯独为韩非写了《说难》这样很懂政治套路的文章，却不能为自己逃脱灾难的套路，而深感悲哀。

如果联系司马迁的个人境遇和后半辈子充当汉武帝机要秘书长中书令的事实，您能不从这样的引文中，联想到些什么吗？ 《老子韩非列传》在老子传之后，还写了跟梁惠王同时的蒙漆园吏庄周，也就是俗称的庄子；

在韩非传之前，又写了韩昭侯时候的丞相申不害。

两传相比而言，都写得很简单。

不过，我们把《老子韩非列传》所记的这四家连成一个序列，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从今天的视角看，老、庄是道家，申、韩是法家，把他们放在同一篇传记里，明显是拉郎配啊。

不过，如果回到《史记》编纂的时代，这表面的拉郎配，实际上是有深意的。

《老子韩非列传》最后的“太史公曰”，司马迁对于老、庄、申、韩四家各作过扼要的评论，他说：“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

”意思是老子所推崇的道，主旨是虚无，是顺应自然的变化而无所作为，所以老子写书，文辞很微妙，一般人也很难准确地体认。

庄子呢？庄子是“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意思是庄子放弃了道德之说，讨论问题天马行空，但宗旨还是归到顺其自然。

“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意思是申不害倒是很勤奋，不过主要用力的方向，在循名责实。

最后，“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hé）少恩”，意思是韩非的理论，就像木匠拉了根弹墨的线，能切中现实世界中人事的要害，也分得清是是非非，但实在是太过严酷而缺乏人性了。

司马迁最后归总说，老、庄、申、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意思是这四家的理论，都原本于《道德经》，所以老子的学说，真可以说是影响深远啊。

但这样的解释，恐怕只能让我们大致明白，老和庄，申和韩，是各自有关的两支学术，而依然不能明白的，是从老子到庄子，如何能跟申不害和韩非扯上关系，尽管在这篇《老子韩非列传》里，太史公已经明确地写过，“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晚清时候一位叫尹继美的学者，在他自己的文集《鼎吉堂文钞》一书里，收了一篇《读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谈到如何理解这篇老子、韩非合传的问题。

他说：“遁于虚则入于险，涉于幻则入于忍。

险与忍互至，而刑名之说立，此申韩学老庄，所以流于残忍刻薄而不自知也。

”大意是逃避到彻底虚幻的世界里去的人，一定会跌入危险和残忍的境地（因为没有任何的伦理束缚了）。

危险跟残忍交替出现的时候，严刑酷律一类的学说就会被提倡。

这个就是申不害、韩非学老庄，最后流于残忍刻薄，却自己都不知道的原因。

他又说，一种强调彻底清净的学说必然无情，无情必然不讲恩义，“由虚无而轻死生，由轻死生而务峻刻”，所以道家“基本不正，其流盖偏”，是一种很自然的趋势。

尹继美这样的解释，自然是站在后世儒家立场上对道、法两家所作的严厉批评，但从逻辑地解答问题的角度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老子韩非列传》，是很有帮助的。

尹继美这样的说法，其实也不是他个人的发明。

早在南宋，大理学家朱熹就引张文潜之说，谓： 老子惟静故能知变，然其势必至于忍心无情，视天下之人皆如土偶尔。

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杀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于变诈刑名。

朱熹还进一步指出：“太史公将他与申、韩同传，非是强安排，其源流实是如此。

” 值得一提的是，在《史记》七十列传的最后一篇《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曾引他父亲司马谈写的一篇文章，谈儒、墨、名、法、道、阴阳六家的要旨。

在司马谈那里，道家和法家是毫无关涉的。

但是，到了《老子韩非列传》，司马迁却独特地把这两家从学术上联系到了一起。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对于道法两家关系的看法，已经超越了他父亲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里的平面比较，而有一种凸显学术史复杂内涵的深度。

这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司马迁比他父亲更聪明。

一般认为，这样的超越性的成果，应该跟司马迁本人身处和知悉的西汉前期的现实政治有关。

从景帝到武帝，整体上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黄老的休养生息，转向法家的严苛执政，即使它们正在被逐步涂上一层儒家的理性色彩。

任何能够流传后世的学说，都一定同时存在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老子韩非列传》为老庄和申韩合写一传的做法，自然是司马迁的一种选择。

这种选择，正好生动地反映了一位对现实抱有深切关怀的历史学家，是如何从现实政治中，学到更透彻、更辩证地理解古代学术源流的方法的。

本文原载于《众生：〈史记〉的列传》（作者：陈正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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