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南匈奴“破北成南” 的理想达成。
【菜科解读】
东永元元年(纪元89 年),统率的汉、南匈奴等联军击溃北匈奴,勒石燕然,之后联军又对北匈奴予以连续打击,迫使其远遁西迁。此时,南匈奴“破北成南” 的理想达成。

堪注意的,此时以及其后,他们都未接收这片故乡国土,较一个半世纪以前单于时代迥然相异。
也惟其如此,以后草原主人不再是匈奴人, 而已转变为北方来的丁零系民族, 以及东方来的原居森林边缘东胡系鲜卑民族, 分割内、 外蒙古。
尤其鲜卑人的西进填补内蒙古地区,未及撤退而残留在这个地区,以及投降南匈奴后又越出长城逃返内蒙古的北匈奴人,都加入了新兴的鲜卑阵营,而被称为 “鲜卑人”, 鲜卑也由此强盛。
北匈奴西迁之前形势图 南匈奴人继续留在长城之内,成为一个没有自己国土的附庸集团与寄生者。
南匈奴未返归草原是一项重要的历史转捩现象,问题关系到与南匈奴双方。
后汉政府方面,纪元50年允纳南匈奴投降,象征的是一项从所未有新的边境政策确立:以开放长城, 收容降附的异民族进入中国为手段, 而替代较前汉时代大量减少了的边郡汉族居民,并责成被引进的异民族,在长城地区看守“中国” 北方大门为目的, 接替后汉节约政策下汉族自身边防军的职任。
基于此一目的,所以,不只南匈奴, 继匈奴之后是乌桓, 乌桓之后又是鲜卑,都纷纷迁入。
这个政策, 一时颇为有效,后汉匈奴问题轻松解决, 原因之一,便因有南匈奴与其他异民族中介其间。
北匈奴败亡, 汉朝既不能占领草原, 又警惕到时代匈奴叛变的教训,而不愿再蹈放归南匈奴覆辙,此其一。
其二,汉朝决策当局了解空虚了的草原定必再有游牧民族移住,这些新游牧民族仍须有人监视。
所以, 既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历史重演, 也为了继续警戒汉朝北方门户的需要,有效途径, 便唯有坚定仍留南匈奴住在长城地区。
同时,南匈奴继续留居汉朝北方境内,似乎也出于自身志愿。
消灭北匈奴的行动,固以南匈奴统治集团要求为最炽烈,但他们所以热心于此,可以发觉,目的仅在解决一个竞争对手,而无意代替这些被打倒的同族登上草原。
依于史料显示,他们无论在事前或事后,从未为自己表示过重返草原的愿望。
这一事态,令人有出乎意料的诧异之感。
然而, 如果对南匈奴当初投降汉朝的背景能够明了,则他们所以不愿重返草原的疑问,也可以释然。
北匈奴西迁之后形势图 一世纪中匈奴第二次大分裂原因,史料记录说是南匈奴怀念汉朝旧日恩情,投降的南单于自己也如此说,事实上, 念念不忘是附着于旧日恩情的汉式经济生活。
换句话说, 汉化影响已强烈到使他们不可能切断与汉朝间的关系。
匈奴汉化,自汉朝初年和亲政策收效以来,趋势日益加强, 虽然他们自己不会觉察这回事。
举一个例, 纪元前一世纪中匈奴第一次大分裂, 拒绝投降汉朝的郅支单于西迁康居,第一件大事已是 “发民 (康居人) 作城, 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

不唯此也, 城内还建筑了单于本人起居的 “大内”。
城郭与宫廷, 正便是汉式生活习惯。
郅支一方面与汉朝为敌, 一方面又在自身经济社会生活间感染汉式因素,代表的正是匈奴汉化第一个阶段的普遍现象。
郅支单于(?-公元前36年),名呼屠吾斯,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之后的北匈奴第一代单于,曾击败大宛、乌孙等国,强迫四方各族进贡,威震西域,一度领导了匈奴的短暂复兴,最后被汉朝远征军击灭。
成为汉朝藩属以后,匈奴汉化进入第二个阶段,虽然他们仍旧回到蒙古高原继续其游牧传统,明显的事例有二: 一是社会的,“太子” 观念产生便是。
而且, 自呼韩邪单于次代开始, 每一单于名号都加“若鞮” 字样, “若鞮” 即汉字 “孝” 的意义, 显然又仿效了谥号例加“孝” 字习惯, 这种习惯, 即使乌珠留单于与王莽破裂以后,仍代代不变。
也便自乌珠留开始, 单于与统治阶层间, 除了匈奴本名以外还流行爱好汉名。
可以查考的, 乌珠留自身名 “知”, 弟左贤王 “乐”, 右挈污王“咸” (继位为乌累单于), 右贤王 “舆” (继位为呼都而尸道皋单于),乌累之子“登” “助”。
乌珠留单于之子, 便是以右日逐王身份领导南部匈奴人投诚汉朝的南匈奴第一代落尸逐鞮单于 “比”。
呼韩邪单于,(?~公元前31年),前58~前31年在位。
名稽侯珊,虚闾权渠单于之子。
他是第一个到中原来朝见的匈奴单于,因迎娶而广为人所知。
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呼韩邪单于以来,尽管匈奴民族生活在草原天地,贵族们的物质享受却愈到后来愈倾向于汉化。
汉朝基于宗主—藩属的道义与责任,对匈奴有其经济支持的义务,为嘉勉匈奴向心与恭敬,岁时赏赐尤其浩繁。
因此, 属国时代较之敌国和亲时代, 汉朝对匈奴经济援助, 代价更为巨大,给付数字也随时日而继续不断增加。
乌珠留与王莽决裂以前历代单于入朝时汉朝赠与的递增表,可为说明。
从呼韩邪第一次朝觐到王莽破坏和平,匈奴获得汉朝经济援助整整六十年,盼望汉族物质支持的欲望,因此也只会增大而不能抑低。
这种期望, 居住于内蒙古一带,亦即所谓 “南边” 的匈奴人尤为强烈。
他们炽热希望与汉族合作,王莽时代切断与汉族间关系,对他们非只不得已,反而还是痛苦。
惟其如此,建武十二年 (纪元 36 年) 后汉政府统一汉族中国, 当建武二十四年(纪元48 年),“南边八部” 便不惜脱离北方本族, 急急向汉朝 “奉藩称臣”,表达希望回到从属地位的意愿了。
而且, 要求的直接还是依照呼韩邪单于初例,迁他们进长城以内居住。

公元前36年,西汉校尉陈汤发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最强音,斩杀郅支单于 南匈奴所以迫切投靠汉朝,基本原因既在经济依存,则降汉与进入长城被允许,站在他们的立场,可谓外交上一大成功。
他们每年自后汉政府取得固定 的物资补助与津贴,价值达一亿九十余万。
特别赏赐如单于登位或丧祭等给付,尚不在其内。
章和二年 (纪元 88 年) 单于上书自白“开口仰食, 岁时赏赐, 动辄亿万”, 可说明南匈奴如何衷心感激汉朝, 以及如何心满意足之情。
这是匈奴感染汉化的第三个阶段开始。
第三阶段无论较之第一或第二阶段,都可视为质变的起步。
在此以前, 匈奴人生活环境仍是他们传统文化所依存的草原,南单于管辖下的匈奴人,却长期留住长城以内而与汉人杂居,其影响便非草原时代可同日而语了。
在此以前,匈奴人爱好汉族文化,以上层贵族为普遍,南匈奴时代愈突破贵族圈而趋向于一般人民。
《》 南匈奴列传 “驰中郎之使, 尽法度以临之, 制衣裳,备文物” 的说明, 可知匈奴人已如何养成如同汉人般 “文明” 习俗。
这个趋势继续发展,南匈奴人适应定居社会与其文化愈为积极,背叛固有游牧文化的倾向也相对愈为明显,草原生活对他们反而一天天感觉陌生。
陈汤(?—约前6年),西汉元帝时,他任西域副校尉,曾经假托圣旨,胁迫西域都护甘延寿出兵,攻杀与西汉王朝相对抗的匈奴郅支单于。
迄于北匈奴统治瓦解,南匈奴人直接与汉人共同生活已近半个世纪,半个世纪时间足够两代青年成长,第三代匈奴人无论生与长,都已在经济社会生活与汉族不可分的环境中,如南单于 “臣等生长汉地” 自白便是。
所以, 尽管北匈奴问题告一段落, 经济上、 文化上的原因, 都足以阻止南匈奴人还乡而宁愿仍旧留居长城地区。
后汉政府对数量众多,永久性居住汉族中国国土上的南匈奴人,其控制的设计颇为周密,一方面充分满足南匈奴物质需要,另一方面,强制性的监护力量也非前汉时代单单依于宗主—藩属名分与空洞盟约可比。
所谓恩威并济的政治艺术运用,相当成功。
《后汉书》 南匈奴列传中所列举各项措施都值得注意(此处略)。
从以上后汉南匈奴政策内容可知,自第一代单于比开始,便都以汉朝承认与册封为条件,才具有合法身份,年终又例须向汉朝提出国情报告。
则单于虽继续获颁同于汉朝天子的玺绶,其地位, 形式上仍至为崇高, 而实质则已大为抑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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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又一部重磅历史大剧即将登场。
25日下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电视剧司召开重大历史题材电视剧《江山大同》创作推进会,对这部即将启动的剧集创作提出要求。
《江山大同》讲述了南北朝时期,北燕为强大的北魏所灭,公主冯娷满怀国恨家仇,并将复国梦想寄托在没籍为奴的侄女冯湮儿身上。
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冯湮儿被立为皇后,逐渐走进北魏权力中心。
文成帝病逝,她平定叛乱稳定朝纲,从心怀故土走向心怀天下,倡导民族融合,推行改革,向中原文化学习,终成一代伟业。
据悉,《江山大同》的编剧是金海曙,导演则是曾创作过《东周列国·战国篇》《秦始皇》等经典剧集的阎建钢。
为确保《江山大同》的创作质量,总局对该剧创作提出五大核心要求。
在定位上,要求其坚决把握“历史正剧”定位,做到历史观正确、历史事实准确。
坚守“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原则,实现历史真实与艺术创作相辅相成,建立专家顾问制,让专家对服饰、道具等历史细节全程指导、严格把关。
同时,合理定位角色,平衡个体与群像塑造,聚焦北魏统一北方、推行汉化改革的历史进程,精简冗余感情戏,避免沉溺个体情感,保证故事叙述流畅、情节紧凑。
在创作基调上,弱化权谋渲染,重点展现北魏为隋唐奠定制度基础的深远意义,彰显历史格局的宏大与厚重。
对于外界关注的演员选择,会议上提到,提倡老中青结合,优先选用实力扎实、投入度高的资深演员。
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与汉人 贵族社会建立的南朝(宋、齐、梁、陈)诸王朝相继兴亡。
南北之间战争不断,六镇之乱、侯景之乱等叛乱也接连爆发;
然而正是在汉人与游牧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孕育出影响后世的 制度与文化。
在分裂、战争与频繁政权更迭的表象之下,南北朝时期成为制度创革、民族互动与文化整合的关键阶段。
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领域,魏晋南北朝时代曾被视为“从古代向中世的过渡期”,成为时代分期论争的焦点。
不过,近年来的研究则超越这一传统框架,进入到以涵盖欧亚大陆东部的“东部欧亚史”视角、多维度且动态地重新把握该时代的新阶段。
会田大辅《南北朝时代》正是深刻反映此最新研究动向、令人期待已久的概说书。
对于这260余年五胡十六国等多民族国家兴亡交替、华北与江南政权激烈对峙与交流的动荡时代,本书并未简单将之视为分裂期,而是生动描绘为与隋唐统一帝国形成相关联的“新中华世界”重组期。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将胡汉关系、佛教隆盛、地域社会变迁、中国与周边地域的复杂关系等话题巧妙地加以交织论述。
在日本南北朝史研究范式转换的背景下,本书获得了高度评价,是一部颠覆传统“中国史”印象的必读之作。
本文系《南北朝时代》书评,原载2026年2月25日《文艺报》,作者郭开敏系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申屠南北系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本科生 即可查看详情 这里是标题 文 | 郭开敏、申屠南北 来源 | 《文艺报》 历史常被比作一条奔流向未知未来的长河。
若溯流而上,我们会遇见一段被称为“南北朝”的岁月。
它常被称为“承汉魏之遗风,启隋唐之盛世”,往往被简单视作一个“过渡期”,仿佛其全部意义仅在于孕育后来的强盛王朝。
然而,日本学者会田大辅在《南北朝时代:从五胡十六国到隋统一》中谈到,那个时代的人们“当然并不是为了向隋唐时代传承制度而活着”。
他们在分裂与动荡中挣扎、选择、求生,每一次尝试与坚持,都是对“此刻”的回应。
正是这些具体而微的努力,共同书写了制度、文化与未来的可能方向。
我们阅读历史,不仅为了得出既定结论,更是要回到尘埃尚未落定的现场,看清历史如何在众多可能性中蜿蜒前行。
传统史家常强调北朝的均田制、府兵制与南朝的典章文物如何被隋唐继承。
然而,作者通过缜密分析认为,政策首先是对当下生存危机的直接回应。
他剖析北周建立前后的处境:东魏(北齐)大军压境、内部汉人贵族集团的压力、皇族内部的竞争威胁……在多重危机下,以宇文泰及其继任者为核心的关陇集团,首要任务是在绝境中求生。
于是,他们开启了一场政治与军事的整合,核心是建立胡汉一体的统治集团。
与《周书》所构筑的负面形象不同,宇文护在实际执政中“在官职和婚姻方面对元勋的照顾从未中断”,并“积极任用汉人作为亲信和行政官僚”。
吸纳并融合武川镇元勋与汉人力量,正是面对现实威胁、构建新政权的务实手段。
因此,我们应从“它后来成就了什么”的视角,转向“它当时解决了什么”。
视角一转,历史的逻辑便随之改变:这些做法不再是“为隋唐奠基”,而是一个统治集团在危机中迫不得已的抉择。
为重建历史现场,作者在叙事结构上做了精巧安排。
他摒弃以单一王朝为正统的叙述方式,采用北朝与南朝交叉推进的笔法。
当读者沉浸于北魏孝文帝以巨大魄力推行汉化改革时,视线随即被引向同一时期的南齐、南梁——士族文化臻于精妙绝伦的顶峰,其内部腐化与皇权反弹又暗藏深刻危机。
读者由此真切感受到,对当时的人们而言,未来远未确定。
建康的台城与洛阳的宫阙皆自居为天下中心;
南朝的北伐与北朝的南征,同样怀有一统江山的雄心。
历史在此刻是流动的,人们立于命运的十字路口。
北朝石刻 南朝石刻 再如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
它并非简单的边兵反叛,而如巨石沉海,激荡千层波澜。
尔朱荣乘势崛起、北魏中央权威瓦解、高欢与宇文泰的对立纷争,彻底改变了北方政治格局。
作者通过细致的叙述揭示出:在贺拔岳遇刺、孝武帝西奔等事件背后,每一次个人的抉择、每一场胜负、每一瞬的忠诚或背叛,都真切地影响着历史的流向。
北齐与北周的东西分立,并非偶然,而是无数偶然叠加的结果。
隋唐的统一,由此被还原为“在众多可能性中,人们所选的一条道路”,而非唯一的宿命。
作者以“可能性”捍卫了南北朝的独立性:那个时代本身蕴藏着惊人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在深重的分裂痛苦之下,实现民族融合的深度;
在权力动荡之中,拓展制度探索的广度;
在生死存亡之际,追求精神超越的高度。
这一切,属于那个时代本身,也属于所有生活其中、奋力前行的人们。
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南北朝同样是一面镜子。
回望那段岁月,我们能看到与我们相似的先行者——他们在荒芜中跋涉、在未知中抉择。
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坚定与彷徨,展露出人类最本真的智慧、勇气与局限。
看清他们在岔路口的权衡、抉择与承担,我们能更谦卑地审视自身的境遇,也更勇敢地面对眼前的选择。
历史不昭示终局,只映照出曾经有人走过的路。
在蜿蜒的长河中,没有命定的彼岸,只有无尽的、尚未被涉足的流域。
回望南北朝,这样一段奔涌的河川里,曾有无数的生命穿梭其间。
他们的坚定与蹒跚,闪烁着人类面对未知时最原始的光芒,也提醒我们:历史充满遗憾,却也处处蕴藏着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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