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的美男子特别多：、夏侯玄、、卫玠、王濛……个个都是帅名远播的翩翩绝世佳公子。

并不是说这一时期盛产美男子，而是这一时期的美男子受的关注度高，得以留名青史。

下面掰一掰大帅哥谢鲲的故事。

谢鲲是儒学大师谢衡的儿子。

因为在东汉末年的“”中，许多如、刘淑、陈蕃、李膺之类的硕儒和死于非命，儒学遭受到了空前打击。

进入了魏、西晋，时局也未能好转，参与政治的名士仍旧祸事连连，、、弥衡等人惨遭权贵杀害，张华、裴頠、陆机等一大批名士更是丧生于“”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们开始疏远朝廷、淡漠政治，由儒入玄，为全身远祸，或纵酒为乐、迷醉自己;或清谈玄理、忽悠别人;或高洁自持、蛰伏隐退。

玄学也因此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

玄学的兴起，是华夏民族迎来的继以来中国精神史上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

在这个时期，士人清谈成风，标榜玄虚，谁要不谈玄言谁就被边缘化，谁要不谈玄言谁就被士人群体所排斥。

谢鲲虽是在儒家经典里浸泡大的，但看到儒学不吃香，就改弦易辙，转学玄学。

谢鲲实在是个天才，居然一学就上路了。

玄学那一套理论、那一套作派、那一种、那一种忘情物外，甚至清谈、弹琴、啸歌，无不学得有模有样，俨然“”的翻版。

“竹林七贤”的后人王衍、嵇绍等人都对他的玄学家风范感觉惊异。

要说，谢鲲的洒脱乃是真洒脱，有一次，有人故意在长沙王司马乂跟前恶意中伤谢鲲，说谢鲲的坏话，司马乂听信了馋言，命人将谢鲲抓来，，啪啪啪啪，拎鞭子就抽。

谢鲲表现得极其淡漠，也不申辩，解衣就罚，爱抽就抽，仿佛那身体只是一副与自己毫不相关的皮囊，没有半点忤逆的神色。

司马乂越打越犯嘀咕：怎么会这样?不会是我冤枉了他吧?这样想着，打不下去了，丢掉了鞭子，把他放了。

既已得释放，谢鲲也不道谢，脸上也没有庆幸和高兴的表情，从容起身，穿好衣服，飘然而去。

谢鲲这种潇洒飘逸、放任旷达的作风传到东海王司马越的耳里，东海王司马越大为激赏，认为他是个高人，将其辟为王府里的官员。

谢鲲在王府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因家僮犯罪受到了牵连，官职丢了。

认识他的名士，如王玄、阮修等人，纷纷为谢鲲，异口同声，叹恨不已。

谢鲲却跟没事人一样，坐在家门口，鼓琴清歌，洋洋自得，压根就不把丢官弃职之事放在心上。

由此，谢鲲的名声也就更高了，远近名士莫不膺服其高远豁达的态度。

谢鲲的邻家有一女儿，长得娇美动人，谢鲲心生爱慕，就想方设法找机会去勾搭。

哪知此女性情刚烈，痛恨之类的恶行，她正在机杼前织布，面对帅哥谢鲲的挑逗，奋起手中的梭子用力猛掷，谢鲲闪避不及，被击中面门，满嘴鲜血，更惨的是，随着鲜血吐出的，还有两只大门齿! 这、这太、太丢人了! 人们也因此幸灾乐祸地叫道：“豪放浪荡的谢幼舆(谢鲲字幼舆)泡妞泡‘折齿’!”(原文：“任达不已，幼舆折齿”) “折齿”一语出自《左传》，《左传.哀公六年》中有语云：“女忘君之为牛而折其齿乎!”引申为某人为某事操劳得牙齿都掉了。

人们把这个词用在谢鲲身上，竟也应时应景，不但妥妥贴贴，毫无违和感，而且语带双关，风趣幽默，生动传神。

谢鲲听了，也，昂然长啸说：“犹不废我啸歌。

” 这就是“投梭折齿”的来由。

后世也经常拿阮藉白眼看权贵之事与之相提并论，称：“白眼向权贵，折齿为美人。

”因为这一桩风流逸事，东海王司马越对谢鲲也就更加喜爱了，又派人来找到谢鲲，让他转任参军事。

但谢鲲已看出了中原动荡的一些苗头，婉言谢绝，避地于豫章。

对于谢鲲的洒脱，后人是这样评价的：“如果竹林七贤遇到他，一定会把臂相邀其入竹林。

” 事实上，谢鲲就一直以“竹林七贤”为模仿的对象。

他和胡毋辅之及阮瞻等人都争着说自己的玄学是得自阮藉的真传，已悟出了大道之本。

因此这个缘故，他还学习阮藉，将自己全身的衣服脱去，一丝不挂，放拓不羁。

而“永嘉之难”过后，谢鲲随着南渡衣冠到了建康，就与当世名士毕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胡毋辅之等人经常一起披头散发，，裸体箕踞而坐，高谈阔论，笑看功名，被人们称为“江左八达”，与之前的“竹林七贤”相对应。

既为“八达”之一，谢鲲的“名士”身份也就获得了当权者的认可，谢氏家族社会的地位大为抬升，进而跻身于士族之列。

谢鲲在权臣手下担任长史，王敦的族弟、成名已久的大名士王澄和他交谈，竟有、的感觉，看都不看王敦一眼，只顾着与谢鲲热聊，聊了大半日而不知疲倦。

经过这次会晤，王澄逢人就慨叹说：“这个世间，可以跟我畅谈的，也就只有谢长史一人而已。

” 大帅哥卫玠南渡过了长江，也专门来到王敦处拜访谢鲲，两人相见欣然，，言论弥日。

卫玠去世后，谢鲲悲痛万分，别人问他何以至此，他答：“国家的栋梁已经折断，悲伤情不自胜啊。

”(栋梁折矣，不觉哀耳) 晋明帝还是太子时，也十分敬重谢鲲，有事没事喜欢找他聊天。

某天，晋明帝突然问：“人们老是拿你和庾亮相比，你自己有什么看法?”庾亮的祖上庾乘曾得汉末名士郭泰提携，庾氏家族由此盛发达，成为了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的高门大族。

庾亮与王导、郗鉴同列为东晋“三良”，是东晋政府最重要的三个领导人，德才兼备、位高权重。

面对晋明帝的提问，谢鲲从容

回答：“为朝廷立法，为百官作表率，鲲不如亮;一丘一壑，鲲则远胜于亮。

”丘壑意指寄情山水。

这就是成语“一丘一壑”的来历。

对于谢鲲的回答，大名士温峤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他对谢鲲的儿子谢尚说：“尊大君岂惟识量淹远，至于神鉴沈深，虽之喻不过也。

” 王敦不满和刁协、刘隗等宠臣搞小动作架空自己王家，准备发动叛乱，谢鲲劝他不要做出过激反应，说刘隗等人不过，不值得这样大动干戈，王敦不听，终于酿成大错。

而王敦的动乱被平定后，由于这个原因，谢鲲的谢氏家族没有受牵连。

太宁元年(公元323年)，谢鲲死于豫章太守任上，时年四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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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篮向比利时队“交学费”，张子宇独揽20分成唯一亮点

不满19岁的内线新星张子宇成为全场为数不多的亮点，她出战18分43秒，打出20分、11个篮板的高光表现。

近年来稳居世界前列的比利时女篮，目前世界排名第五位，虽落后中国队一位，但整体实力和大赛经验均更胜一筹。

凭借洲际冠军头衔直通世界杯后，欧洲冠军仍尽遣主力出征此次资格赛。

经历阵容重组的中国女篮，虽拥有世界级的豪华内线，但面对经验老到且阵容均衡的比利时队，难以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几乎全程落于下风。

尤其在上半时，韩旭与李月汝联袂先发的中国队，不仅未能依靠“双塔”组合抢占先机，还一度陷入得分荒，首节总共才拿到11分。

次节前段，比利时队更是打出一波14比0的攻势，迅速将领先优势扩大至24分之多。

好在中国女篮并未放弃追赶，张子宇也从次节后段开始找到进攻节奏，带领球队缩小分差。

进入末节，比赛胜负已然失去悬念，中国队干脆换上更多年轻球员练兵。

双方分差最终定格在15分，中国女篮与对手的差距清晰可见。

“打比利时队是一个学习和借鉴的机会。

我们这支经历重建的中国女篮，第一次遇到世界顶级球队，在全力以赴保持比赛强度的同时，还是学到很多东西。

”作为内线核心，韩旭此役仅拿到7分、6个篮板。

首战表现出色的李月汝，同样没能在对方顶级内线梅斯曼面前占到便宜，全场11投仅2中，进账6分、5个篮板。

除独揽20分的张子宇外，中国队无人得分上双。

相比内线“三塔”，中国队外线手感更显惨淡。

全场比赛，比利时队三分球35投15中，命中率超四成，而中国队16投仅3中，命中率低至18.8%。

“对手传球迅速，抓机会能力强，这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领衔后卫线的队长赛后杨舒予直言，“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与这支经验老到的比利时队交手，大家又兴奋又紧张，上场后确实有点紧，希望后面的比赛我们能打得更好。

” 与队员们一样，主帅宫鲁鸣同样将与比利时队一战，视为一堂颇具价值的实战课，“比利时是一支非常有经验的队伍，队员都很成熟，有很多方面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亲身感受比赛的过程，让队员从中学到一些好的东西，也知道我们缺什么，努力再去弥补。

” 以15分之差输给欧洲冠军，中国女篮交出了“学费”，也收获了成长。

对于如今这支新老结合的队伍而言，的确需要不断从实战中快速汲取经验、弥补短板，才能在激烈的世界竞争格局中不掉队。

目前，世界杯资格赛两轮战罢，中国队1胜1负，以净胜分劣势暂居同积3分的马里队之后，排名小组第三；

两战全胜的比利时队排名榜首。

休战一天后，中国女篮将迎战实力相对较弱的南苏丹队，这是“抢票”路上必须拿下的一场比赛。

中国城市的等级金字塔

在中国，稀缺的公共资源很多时候未必是通过价格机制分配，而主要是通过行政等级分配。

以上内容出自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教授的新书《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

搜狐城市节选部分内容转载，希望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城市的等级体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发展路径和营商环境，为个人在读书、就业、创业或养老方面的决策提供支持。

中国城市的等级金字塔 中国的国家治理架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中央集权体制。

在这套体制下，上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级党委和政府，并且前者决定了后者的资源配置。

而上级领导下级的机制，就是通过上级的职能部门对口领导或指导下级的职能部门。

比如，省政府要出资支持市政府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市发改委就需要向省发改委申报。

按照类似的逻辑，县政府需要项目资金，就需要通过县发改委向市发改委申报。

因此，在中国这种单一制政治制度下，国家的资源一定是自上而下分配的，高级别的城市相对于低级别的城市一定会优先获得各种资源。

总之，不同于市场通过价格配置资源，体制内是通过等级来配置资源。

中国内地有大大小小几千座城市，它们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城市等级金字塔（图2-2）。

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中国的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直辖市为什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呢？因为它的行政级别最高，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直辖市是直属于中央管理的城市，行政级别是正部级，和一个省一样。

而普通的地级市通常是正厅级，后者比前者差了两级；

第二，直辖市的市委书记通常是政治局委员兼任，属于副国级，普通省份的党委书记一般是正部级，普通地级市的党委书记一般是正厅级；

第三，直辖市不仅“一把手”的行政级别高，而且其所有管辖区域和下属部门的行政级别都比普通地级市下辖的相应单位高出两级，可谓“雨露均沾”。

比如说，在一个普通地级市，就拿我老家江西省抚州市来说，市辖区东乡区的行政级别是正处级，和县是平级的；

但是在北京，所有的市辖区（比如我工作的海淀区）是正厅级。

几年前，网上热烈地讨论一个哈佛博士后去了深圳市某个街道办事处当副主任，认为是大材小用。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北京市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是正处级，而深圳作为副省级市，其下属的街道办事处也是正处级，和县长的级别一样。

一个博士后如果一工作就担任街道办主任这类副处级职务，从行政级别上来说相当于副县长，这对很多渴望通过“考公”进入体制内的人来说，相当于几十年的路一天就走完——简直是终南捷径。

在这个城市金字塔的第二层，是15个副省级城市。

很多人以为，一个省里面级别最高的城市一定是省会城市，错了！因为前面还有15个副省级市，而省会城市多半不是副省级市。

副省级市的行政别介于省和地级市之间，这算是中国特色，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这15个城市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青岛、南京、宁波、厦门、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济南和杭州。

重庆市起初也位列其中，升格为直辖市后则不再是副省级市。

在这15个副省级市中，有10个是省会城市，但还有5个不是省会城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

作为副省级城市，它们跟普通地级市有三点不同。

一是本身的级别是副省级，高于普通地级市；

二是它们的市委书记通常都是省委常委，级别是副省级或称副部级；

三是它们的市直工作部门和内设机构可以参考直辖市设置。

第三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副省级市辖区的局长、街道办主任是正处级，和直辖市一样，比如深圳市的街道办主任和北京市的街道办主任是一个级别的。

城市金字塔的第三层是17个普通的省会城市，比如江西省南昌市、海南省海口市。

请注意，31个大陆省会城市中，大部分都不是副省级城市，只是地级市。

此时如果本省有一个非省会城市的副省级市，那么它和省会城市的关系就非常微妙。

比如说，福建省的省会是福州，但福州只是地级市，而不是省会的厦门却是副省级市。

不过，省会城市即便不是副省级，其政治地位也相当于副省级，因为它们的市委书记通常是由省委常委兼任的，也就是说省会城市的党委“一把手”是副部级官员。

因为省委、省政府和下属机构都在省会办公，所以省会的一把手如果没有很高的政治级别，就很难协调省级机关，从而根本无法履行属地管理的责任。

城市金字塔的第四层，是中国293个地级市中既非副省级市亦非省会城市的261个普通地级市，它们的行政级别是地级或者厅级。

在这些地级市中，有少数城市的经济规模非常大，此时市委书记可能“高配”，比如由省委常委甚至是省委副书记兼任市委书记（即由副省级官员兼任地市级行政单位的一把手），但这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制度安排。

比如，同样是江苏省的地级市，苏州的市委书记一般都是省委常委兼任，但无锡市近年几任市委书记都不是省委常委。

此外，还有少数地级市的市委书记是由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的。

最后是真正的“基层”。

不管是直辖市、副省级市、省会城市还是地级市，它们都是由县区、乡镇或街道这些基层单位组成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基层”就是指县级及其以下行政辖区。

截至2024年底，中国有2 846个县（市、区、旗）级行政区，这些行政辖区下面又包含了超过38 700个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的行政单位。

大家可能不知道，北京作为直辖市，虽然几年前将县全部改为区，但是区下面还有乡镇，乡镇下面还有村。

不过同样是县或区，北京的区县和江西的区县在行政级别上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看见名字中有县或区，就简单地说是“县级辖区”。

理解了这个城市金字塔体系有什么用呢？最大的用处是，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告诉我们，现实中稀缺的公共资源很多时候未必是通过价格机制分配，而主要是通过另一种机制——行政等级——分配。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发展路径和营商环境，从而为个人在读书、就业、创业或养老方面的决策提供支持。

下面举两个例子，然后提供一项严谨的经济学研究。

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拨款。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政府，财政拨款简直就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但是，在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体制下，拨款由上往下层层下拨，每级政府通常都会优先考虑本级政府的财力需求。

因此，按照行政级别分配财政拨款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下级政府的财源往往被上级政府“剥夺”，但是事权却层层向下累积，从而形成了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状况。

我在基层调研时，遇到一位基层官员跟我“吐槽”。

他告诉我： 假如中央拨了100亿元给省里，省里开会讨论分配方案时，省会城市的党委书记是省委常委，副省级城市的书记也是省委常委（甚至可能是省委副书记），他们两家就要拿走一半。

其他城市的市委书记谁也不敢反对，毕竟自己的升迁还取决于省委常委呢。

那剩下的50亿，还有10个地级市要分，此时就算平分，每个地级市到手的资金也就是5亿。

等地级市拿到5亿了，然后再开市委常委会分配，市辖区的区委书记通常是市委常委，拿走一半，剩下的2.5亿给其他10个县，最终每个县到手2 500万。

你看，100亿元的财政资金，说起来不少，但是基层的每个县只能拿到 1/400。

为了解决这个自上而下的“财政漏斗”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在一些省市试行“扩权强县”“省直管县”等改革，目的之一就是尽量避免上级截留下级的财政拨款。

但这恰恰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城市等级理论，即中国的财政资源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城市的行政等级自上而下分配的。

第二个例子是大学的分布。

我一直以为，在中国性价比最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是考取“985大学”。

因为这是投入少、见效快、相对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渠道。

事实上，中国多数老百姓最大的焦虑之一就是如何让子女上好大学。

遗憾的是，全中国的好大学数量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行政等级分配的。

全国有116所“211工程”大学和39所“985工程”大学，平均下来中国内地每个省可以分到大约4所211大学。

数据很平均，但现实很扭曲。

39所985大学，绝大部分位于副省级以上城市，只有4所位于普通省会城市（长沙和合肥），只有1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准副省级”行政区（陕西杨凌）。

北京作为首都，211大学和985大学分别占了五分之一。

有才的网友们自发在网上建立了一所“山河大学”，说是要给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四个高考难度极大省份的343万名考生提供一个考好大学的出口。

其实，要论好大学的数量，我老家江西可能是最惨的，只有一所211大学，以至具有幽默细胞的网友还绘制了一幅“环江西985大学地图”，令人颇为感慨。

前面都是举例说明，可能不够严谨，为此下面提供更严谨的经济学研究证据。

2018年，我与两位合作者在《管理世界》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江艇等，2018）。

这篇论文使用了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数据库，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水平也越高。

我们的测算表明，城市级别提高一级，TFP水平能提高6%左右。

例如，江苏省昆山市作为全国百强县之首，其行政级别仅为县处级。

如果昆山变成地级市，其TFP提高6%的话，那么昆山的TFP水平将超过全国90%的地级市。

第二，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也越严重。

城市级别提高一级，以TFP离差度量的资源错配程度会增加10%左右。

这表明，行政级别带来了更多的资源，但也导致了更低的效率。

第三，城市级别影响企业TFP的主要渠道在于：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企业所能获取的政府补贴更多、雇佣技术人才的优势更大、融资便利更多、承担的地方税负更小。

我们的研究表明，现实世界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人跟资源走，资源跟权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