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也就是说，宣帝在位及以前，朝政运行较好，处于兴盛状态;自元帝以后，宦官外戚竞相专权，纲纪紊乱，国势渐衰。

为西汉第八任，与嫡妻所生之子，黄龙元年(公元前49年)十月即位，在位十六年，享年四十二岁。

一般人认为，导致王朝走向衰败的君主绝非良善，要么昏庸，要么残暴。

然而，汉元帝既不是昏君，也不是暴君。

在《汉书·元帝纪》有一段赞语：“元帝多材艺，善史书。

鼓琴瑟，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分节度，穷极幼眇。

少而好儒，及即位，征用儒生，委之以政，贡、薛、韦、匡迭为宰相。

而上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

然宽弘尽下，出于恭俭，号令温雅，有古之风烈。

” 客观地说，汉元帝不失为一位多才多艺、品行不错的好人。

但是好人不一定成为好君。

作为君主，汉元帝谈不上优秀，主要是性格与能力问题。

史书说他：“柔仁好儒。

”其实，这也并非弱点，一个君主胸怀宽宏柔软，主张行仁政，偏好重用儒臣，应该是天下人福分。

问题是，汉元帝的宽柔，最终表现为优柔寡断、软弱可欺，不能驾驭局势，听任宦官专权，败坏纲纪，危害社稷。

汉宣帝临终前，已为汉元帝安排“三驾马车”辅政，以乐陵侯史高领衔，太子太傅、少傅周堪为副。

史高是宣帝祖母史良娣的侄孙，宣帝幼年时养在史家，与史高关系密切。

重用外戚是西汉的政治传统，宣帝也不例外。

萧望之、周堪都是元帝的老师，一代名儒。

汉元帝即位后，对两位恩师格外倚重，多次宴请接见两人，探讨治国方略。

萧望之随后引荐宗室大儒刘更生(成帝时改名)、侍中金敞参与朝政，四位儒臣“同心谋议，劝导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乡纳之。

” 汉元帝的信任与支持，似乎让萧望之等儒臣看到改弦更张，推行仁政的希望。

然而，元帝与儒臣相得益彰的好景只是。

元帝对两位师傅特别信任，儒臣的影响力与日俱增，致使被冷落的史高心理失衡，与萧望之产生嫌隙，权力斗争的阴影随即笼罩着朝廷。

史高与宦官里外呼应，议论经常坚持遵从原先故事或惯例，反对萧望之的改革主张。

萧望之忧虑外戚放纵、宦官擅权，于是向元帝建议：中书是国家政事之本，应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武帝优游饮宴于后庭，任用宦官掌管中书，不合乎国家旧制，且违反“古不近刑人之义”，必须予以纠正。

元帝初即位，由让，不敢做出调整，议论久而不决。

萧望之提出此动议，却招致宦官中书令弘恭、仆射等人嫉恨，于是他们与史、许两姓外戚联手，共同对付萧望之。

碰巧，有一个叫郑朋的“墙头草”，起初依附并吹捧萧望之，萧望之发现他行为不端，断绝与他来往;郑朋转而投靠外戚许章，扬言萧望之有过失五条、大罪一桩。

石显认为时机到了，趁萧望之休假之机，让人向汉元帝上奏，元帝将此事交给弘恭处理。

面对弘恭询问，萧望之坦言，外戚当权多有不法之处，之所以弹劾他们，意在匡正朝纲，并非阴谋与离间。

为此，弘恭、石显向元帝报告说，萧望之结党营私，多次攻击朝中大臣，企图独揽大权，建议“谒者召致廷尉”(即逮捕入狱)。

汉元帝不明白，召致廷尉就是下狱，当即批准了。

后来，元帝发现不对劲，敦促将萧望之释放并复职。

石显从中作梗，萧望之虽被释放，却革职为民。

数月以后，汉元帝觉得过意不去，下诏封萧望之为关内侯并准备起用他为丞相。

萧望之儿子萧伋听说元帝要起用父亲，就上书为父亲之前入狱鸣冤，弘恭、石显便在元帝面前竭力诋毁萧望之，并唆使元帝下达拘捕令。

萧望之性情刚直，不能忍受再入狱的羞辱，在家饮鸩自杀。

宦官们只用两个回合，就将萧望之逼死。

萧望之饮鸩自杀，元帝非常震惊，为之，责怪弘恭、石显等人害死自己的贤傅。

师傅含冤身亡，让元帝终生难以释怀，追念不已。

此后每年忌日，他都派使者前往萧望之墓地祠祭。

但是，汉元帝对萧望之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个事件上，元帝的性格缺点暴露无遗。

如果他坚信萧望之贤良忠诚，完全可以使萧免遭小人陷害。

可是他耳根软，缺乏主见，容易被宦官左右。

两次让萧望之下狱，都是听信小人谗言而草率下诏。

第一次是他不知“招致廷尉为下狱”，轻易被宦官忽悠;第二次是在他明知道老师性情刚烈，仍被宦官牵着鼻子走，让老师再次蒙受下狱羞辱。

再者，他已然知晓老师清白无辜，却没有惩治逼死老师的幕后推手，只是口头责问弘恭、石显等人，使其“免冠谢罪”而已，事后，对他们宠信如故。

如此宽仁，实则是非不分，赏罚不明，使得宦官有恃无恐，日后更为放纵。

从萧望之之死，也能看出元帝政治上短视与低能。

毫无疑问，元帝若要推行新政有所作为，必须将儒臣作为主要依靠力量。

毕竟萧望之等儒臣，不仅胸怀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而且具有较高的治理能力与道德修养。

而宦官只注重自身的权势与利益，缺乏对天下的担当与做人的操守。

元帝居然让宦官逼死萧望之，放逐其他儒臣，无异于自废武功，自断臂膀。

尽管他后来起用了不少儒臣，但只有依附宦官的儒臣才能保全自己，由是，他们或与宦官沆瀣一气，或明哲保身尸位素餐;而那些不依附宦官的儒臣，不是被坑害致死，就是被挤出朝廷。

所以，综观元帝一生，其“好儒”如同，并没有组建以儒臣为枢纽的领导班底，自身虽然躬行恭俭，却让宦官主导朝政，故不能推出一系列善政，更谈不上实行善治。

外戚、儒臣、宦官三种势力角逐，宦官终究成为大赢家。

萧望之死后不久，中书令弘恭当年病死，石显继任中书令。

此后，中枢权力急剧失衡，向石显一方倾斜。

出于对石显的信任及自身健康原因，元帝将朝政全部委托他处理，，都由他汇报决断。

于是石显威权日盛，贵幸倾朝，公卿以下无不畏惧他。

石显俨然，“”。

汉元帝虽为天子，权柄却握在石显手中，一切听任石显说了算。

汉元帝特别宠信宦官，主要基于一种天真的想法，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

这是一种错觉，石显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宦官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

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

当然，石显能得到元帝信赖，必然有他过人之处。

“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

”(见《汉书·佞幸传》)可见此人颇有能力，聪慧灵巧，熟稔事务，精通法典，善于探知皇上心意。

但是，他心理阴暗，狡诈毒辣，报复性强，故而掌权之后，他把心力都用于巩固权势，结党营私与上了。

元帝“好儒”，石显乐于。

萧望之含冤而死，朝廷内外议论纷纷，石显为了逃避责任，转而向儒士示好，极力向元帝推荐大儒贡禹，让他担任御史大夫。

此举，收到一箭三雕的效果，一则迎合元帝意趣，二则讨好天下儒士，三则博得举贤任能的好名声。

此后，凡是依附石显的儒士，都会得到重用，官运亨通。

譬如匡衡、五鹿充宗，分别官拜丞相、尚书令。

如果不依附或反对石显，即使是元帝亲自选用的，也要被他排除。

元帝重新起用周堪，并提拔其学生张猛，石显不是在元帝面前谮毁，就是暗中捣鬼，使元帝无所适从，逐渐疏远两人。

周堪后来疾喑，不能言而卒，张猛被逼迫自杀。

石显不仅报复心强，而且很有手段。

凡得罪过他的人，他绝不放过，并且善于走法律程序惩治他人，让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有冤无法诉。

他总能在中置人于死地，既能获得儒士的好感，又能得到皇帝的信任。

许多事情，一经他插手，就会弄得真假难辨，，以致连当事人也。

汉元帝常被他糊弄，无法明辨是非。

石显心知肚明，自己只是，借元帝宠信才得以弄权，如果哪一天失宠，也就失去一切。

为此，他不时在元帝面前表现出忠诚，以巩固元帝对自己的信任。

有一次，石显借奉命到各官府协调事宜之际，请求元帝说：“臣恐怕回来晚了，宫门已关闭，请准许我以奉诏命为由叫开宫门。

”元帝同意了。

石显于是故意到半夜才回宫，然后以诏命叫开宫门。

后来，果然有人上书弹劾石显“矫诏开宫门”。

汉元帝看了奏章，笑着拿给石显看，石显趁机痛哭流涕，说自己承蒙天子厚爱，担当重任，不免引起诸多大臣忌妒，招致无端陷害，为了保全性命，情愿在后宫做扫除杂役。

元帝眼看他受了委屈，给予安慰与赏赐，依然对他宠信有加。

就这样，石显略施小技，就把宽厚的元帝搞定。

尽管石显熟悉法典，精于权术，但缺乏治国理政才能。

如此心术不正的人，自然不能造福于国家与民众，却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成为贪腐的“大老虎”。

据史料记载，石显接受赏赐与贿赂的钱财总共超过一万万，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

更可怕的是，在这个“大老虎”擅权期间，纲纪紊乱，吏治腐败，欺上罔下，贿赂公行，奸佞得势，正气不畅。

因为不愿出钱行贿，画师便将她丑化，不得不出塞远嫁匈奴;当元帝发现她貌若天仙时，已然悔之晚矣，纵使处死画师，却永远失去第一美人。

失去王昭君，虽为一大憾事，倒让元帝顿时惊悟。

然而，对于宦官危害国家，他始终未能悟察。

司马光在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禁不住感叹：“甚矣，孝元之为君，易欺而难悟也。

”说白了，元帝太好糊弄，居然让石显玩弄于股掌之上。

在帝制时代，大权旁落乃为君之大忌，尤其是想要有所作为的君主，必须善用最高权力施展抱负。

其实，中国先秦时代法家早就提出，君主应懂得权谋，不能被谄媚者蒙蔽或左右的观点。

只可惜汉元帝不懂得为君之道，一味宠信宦官，甘愿大权旁落，自觉或不自觉在为西汉衰败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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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

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为什么没啥存在感？

　　公元840年左右，统治黄河流域一带。

淮水以南至广东的地区，先后为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所分据，势力退出陇右。

其后吐蕃国势日衰，北汉则割据太原，合计而成所谓的“十国”。

　　十国中疆土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疆土则以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天钓元年(公元904年)，朱温攻陷长安，挟持迁都洛阳，后将唐昭宗杀害。

天钓二年(公元905年)，朱温大肆贬逐朝官，并将三十余位朝臣杀死于白马驿(今河南滑县)，投尸于河，史称。

后因朱温征讨淮河以南地区失利，所以于公元907年逼迫，唐亡!朱温自行称帝，建都开封，国号为大梁，史称后梁，这是五代的开始。

　　公元923年，晋王(xù)称帝，国号仍然是十几年前的唐，是为唐庄宗，史称后唐。

同年唐军攻克开封，朱温之子自杀，后梁灭亡。

　　这个李存勖什么来历呢?　　他的的祖父叫朱邪赤心，曾因功被赐国，改名李国昌。

李存勖的父亲，割据河东，封为晋王。

　　现在李存勖建立唐国，就以后裔自居，延续唐朝国脉。

后唐兼有后梁、、等国国土，疆域比后梁大幅扩大。

　　公元936年，引契丹兵攻入洛阳，后唐灭亡。

石敬瑭是什么人呢?　　他是唐废帝李从珂的姐夫，他谋反的时候，为了胜利，向北方契丹求援，将包括北京在内的许诺给契丹，而且每年进贡大批财物，毫无节操的称契丹为父国，也就是史上最有名的“”。

　　辽太宗耶律德光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国号大晋，史称后晋。

国号晋，来源一是春秋时期的霸主晋国，二是兼并魏蜀吴的。

　　石敬瑭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用燕云十六州换来自己的统治地位，致使他身边的将领都非常不满，曾说：“以金帛赂之，称臣借兵可矣，但以父事之太过，许其土田更是大患。

”　　公元942年，石敬瑭去世，他的养子即位，立即拨乱反正，不再向契丹称臣，也不再贡献岁币，此举引发契丹军连年南下。

　　公元946年，契丹军攻破汴梁，石重贵被俘虏到北方，后晋灭亡。

后晋如此轻易灭亡，与其说契丹军善战，不如说后晋军心涣散，此时后晋军阀割据，最大一股势力是太原王刘知远。

　　公元948年，刘知远在各地军民支持下，逐渐收复契丹所占领土，将后晋的领土统一，建立汉国，史称后汉。

刘知远，意思是希望继承建立的国脉。

　　公元951年，仅仅3年后，后汉大将在澶州(今河北濮阳)兵变，引大军返回开封，废刘知远之子，后汉隐帝，自己称帝，建立，是为。

周国的意思是延续的国脉，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长达八百年。

　　后周短短9年，却有3位皇帝，后周恭帝即位时只有7岁，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后周也必然会重蹈前面历史的覆辙，想取后周而代之的将领。

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很熟悉了。

　　公元960年，殿前都点检(最高长官)发动，迫使周恭帝让位，建立宋朝。

宋这个国号也有着显赫的发源，宋是后裔所建之诸侯国，之是也。

如果算上商朝，宋国的国脉延绵一千多年，赵匡胤选了一个好国号。

　　赵匡胤　　宋朝建立，五代十国就到此为止，为什么说五代十国到此为止了呢?因为宋灭亡了中原其他割据势力，基本上完成了统一。

　　赵匡胤和其弟，两人用了30多年时间，完成了大部分的统一工作。

但是包括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仍然控制在辽国手中，这是宋朝的心病。

后来北宋屡屡北伐，努力去收复燕云十六州。

　　五代十国混乱，大将弑君夺权的情况时有发生，赵匡胤自己就是拥兵夺权，他吸取此前的教训，，取消多位帐下大将的兵权。

　　这一举措虽然结束了混乱的局势，稳定的宋朝的统治，但也给宋朝带来一个负面影响，宋朝虽然经济强盛，军力却始终上不去，一有大将冒尖，就遭朝廷无情打压，杨继业，等人，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