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宠物殡葬师眼中的生死离别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狗不到二十斤，单独火化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送过去之后，火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多久可以接回家？” “火化时，‘家长’可以跟去吗？” “最后火化完，骨灰的重量大概有多少？” 这些是宠物殡葬师王英豪最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今年清明节后，我们和他约在位于北京东五环的一处“宠物生命纪念馆”见面。

相比于东坝的老店，这家新店的位置更偏僻，在高架出口旁的一座园区还靠里，门头没有明显的店名标识，一扇白色的小门斜上方挂着一块小小的方形指示牌，正中间的一道彩虹还算醒目。

“进来吧，店里没什么人。

”他笑着招呼我们进去，耳边响起的轻音乐更显得整个屋子空旷，沉静。

“再握一下爪吧。

”受访者供图 采访刚开始没多久，桌上的手机忽然响起。

电话另一头传来声音，语气有些低沉，能听得出克制与隐忍。

中断采访的那几分钟里，英豪熟练地回复着电话那头的每一个问题。

大部分语句的开头，他会先缓缓地吐出两个字，“明白”，然后停顿一两秒，再接着回应。

尽管在对方看不到的这头，他不止一次下意识地捻动着食指与拇指。

这样的电话可能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响起，相似的问题也已经回答过了很多遍，但他依然没有那么“适应”。

成为宠物殡葬师的第六年，他依然不确定该如何接住这样的情绪。

六年间，他和同事送别了很多小动物，旁观了死亡面前许许多多段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

从接车、遗体清洁，到告别仪式、火化，英豪说他一度觉得宠物殡葬师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职业，至少和宠物医生比起来。

但一次又一次，他在那间小小的告别室外，在“家长”和“毛孩子”最后的交互中，深深感受到“好好告别”的重要。

在死亡面前，有时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隔阂并不比人与动物之间更少。

他把这六年里目睹的一些故事记录下来，以《作为它的殡葬师》为名出版。

这次采访中，我们从最近触动他的一次“告别”聊起，继而聊到很多故事之外的思考，关于是否存在“圆满”的告别，也关于如何面对死亡与分离。

英豪提到，这些年印象最深的还是店里那些送别宠物的人，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他常常看到一种弥散在当代人中的普遍孤独。

对很多人来说，小猫小狗可能是他们在城市里为数不多的“有生命的朋友”。

以下是王英豪的讲述。

口述｜王英豪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 《作为它的殡葬师》 作者：王英豪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光 2026年3月 “我会想念你” 今年，是我做宠物殡葬师的第六年。

和宠物医生比起来，宠物殡葬师好像是一份“没有希望”的工作。

毕竟我们不需要，也没办法背负关于“希望”的那些期待。

在最初工作的那几年，我也曾觉得这份工作充满意义，但在看到足够多的人送别宠物后离开的背影，我也忍不住怀疑，好好告别真的有用吗？往往在走出告别室后，真正的分别才刚刚开始。

面对推开家门后的空荡，除了他们自己，旁人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电影《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但在很多个具体的瞬间里，我又常常会被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触动。

那些过程的确很悲伤，可你又能实实在在感觉到那种告别的“圆满”。

很多时候，殡葬师做完该做的事情，退出房间，远远地看着，既看着希望“消逝”，也看着新的希望“重新开始”。

我想，这就是告别的意义。

清明前，一位父亲打来电话联系给家中的小狗pizza做安乐。

几轮沟通中我们得知，小狗得了很严重的病，晚期，已经没办法治疗，每天都在疼。

但安乐的具体时间一直定不下来，这位父亲说还要跟孩子商量。

到了约定答复的时间，还是定不下来，“还是再需要一天”。

那天还是来了。

当天，我按照约定带着宠物医院的医生上门。

进屋后，pizza正趴在阳台晒太阳，但能看得出已经很虚弱。

男孩大概上初中的年纪，就蹲在一旁，看着它。

那对父母完全没有刻意让孩子回避即将到来的离别，反而在开始前温柔地安慰说，可以摸摸它，也可以用手轻轻托着它的下巴。

安乐的整个过程很快。

找血管，注射麻醉，往往一针之后，上一秒还微微昂起的头就会坠下去。

当手托着它的下巴时，手会感觉到一股力在下压，像是生命离开时的重量的具象化。

整个过程中，男孩一直陪在旁边，轻抚着pizza的身子，他的爸爸在一旁轻声诵经，妈妈则在更远些的一间屋子，大概是不忍心凑过来。

告别室。

受访者供图 到店里之后，这对父子俩走进了告别室。

我对这一幕印象很深，记忆中鲜少有爸爸陪着孩子过来，好像所有家里的那个父亲总是出奇一致地很忙。

但那天，是一对父子，两位男性，在温柔地送别另一个生命。

男孩从确定安乐的日子起，距离分别的倒数第三天开始，就每天写一篇日记，大概加起来有近3000字。

这三篇日记就成了当天他们送别pizza的悼词。

三天里，男孩反复在“我不想让你在痛苦中”和“但是我也不想让你走”之间打转，最终这些情绪化作了“对不起”和“谢谢你”。

那天的告别仪式上，男孩没有勇气去念，一旁的爸爸就代他念，念到中间几次，也不时停下，摘下眼镜，抹掉眼泪，然后接着再念。

念完悼词后，男孩又放了三首自己选的歌。

第一首是伍佰的《再度重相逢》；

第二首是张震岳的《我会想念你》，那位父亲后来说，这首歌也是张震岳写给他去世的两只小狗的；

第三首就是《再见》。

那位父亲似乎觉察到男孩还是很难过，他就握住了孩子的手，询问他，“这样会不会感觉好一些”。

一个孩子的留言。

受访者供图 整个过程回想起来还是很悲伤。

我能感觉到，那位父亲的难过也并不少，但那一刻他同样关注孩子的感受。

在临别前的交谈中，这位父亲感慨类似的死亡教育，学校是不会有的，只能做父母的来帮他。

提到pizza的离开，这位父亲说：“与其是我们照顾pizza，不如说是pizza一直在陪伴我们。

”面对死亡，尽管还是会流眼泪，但更多的是坦然与释怀。

关于“希望”，这位父亲隔天的留言让我很受触动。

对不同的主体而言，所谓的“希望”究竟是什么？他说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放手”会成为自己最奢侈的“希望”。

对于pizza来说，在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它承受的痛苦比人类想象中更大，如果能选择，它的“希望”又会是什么？在留言的最后，这位父亲感谢我们提供给pizza一份“不再痛苦的希望”。

这些字句长久地停留在手机屏幕上，灭了又亮。

那一天，我内心的某个角落变得无比柔软。

当你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人类”，真的会一瞬间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有很大改善。

告别时， 尽量给“家长”一个不被打扰 的时间和空间 即便如此，但其实我至今也不知道，怎样的“告别”才算是圆满的。

一位宠物“家长”在送别她的“毛孩子”。

受访者供图 或者说，所谓真正意义上“圆满”的告别真的存在吗？它除了与各种“硬件”和“环境”有关，更多还是与走的那一方究竟是如何离开的有关。

假设死于一次车祸或意外，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怎么能“圆满”？这个过程中，一个殡葬师能做的全部就是让整个过程尽量顺利，让生者尽可能在屋子里待得舒适。

很多给人做葬礼策划的同行曾经来我们这里参观，他们说“很羡慕”，“给人做策划连个场地都找不到”。

也许因为每位宠物“家长”与他们的“毛孩子”之间的联系大多更私人一些，关于宠物的葬礼也就并没有太多固有规矩的框定。

反倒在一些时候，我们能够做一点“理想化”的尝试。

有些宠物殡葬馆的葬礼可能会尽量仿照人的葬礼，安排一位负责主持的司仪，“家长”围在周围。

但我觉得这样的场景给生者的感受可能不会是舒适的。

我们也许都会有体会，与逝者的告别本质上是一个很私人的时刻。

于是作为服务者，我会希望自己尽可能少参与这个过程，能够让来到这里的“家长”尽量有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尽可能少地被一些环节卡住。

当人进入告别这个环境时，它就会成为一生中印象最深的那些回忆之一。

而一个人的记忆往往是由多重感官构成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房间的配色、声音和气味给来到这里的生者多建造一些日后回想的记忆点，能够产生一些温暖的关联。

安乐也是一样。

很多人可能出于种种理念，会比较反感安乐。

也有“家长”会陷在自我怀疑中，反复询问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力去剥夺另一个生命的生与死，觉得这是“不负责任”。

可是什么是“负责”？如果一个生命都不考虑生活质量，它很疼，每时每分每秒都在疼，而且这种疼已经无法通过药物治愈甚至缓解，这时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2017）剧照。

我见过有些小狗睾丸上长了肿瘤，年纪太大已经不具备做手术切除的条件，麻醉后很难醒过来，那个肿瘤可能最后会肿胀得和它的头一样大，它都坐不下来；

还有些口腔肿瘤的情况，它会把食管和气管堵住……这些时候，安乐的那一刻是一种解脱。

它们真的坚持得很辛苦。

很多“家长”也会提前来电话咨询安乐的时间，但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最好的答案。

如果可以，我们当然最想听“毛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可是这种沟通大概率是无法实现的（至少目前）。

人与人之间倒是可以沟通，但情况真的会更好吗？有些人穷尽一生积蓄给进ICU的父母插管，甚至没有问过那时的父母究竟想要什么。

又或者，一方被“尽孝”的声音裹挟，另一方也不忍心阻止孩子“尽孝”。

在面对死亡的那些时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未必就比人与动物之间的更少。

那些送别宠物后离开的人 从接车、清洗，到告别、火化，整个过程中，感受最复杂的永远是面对人的时候。

每个人的情绪在临别那个时刻都不一样，我本身并不是很擅长帮助别人消解他们的情绪，甚至日常生活中，我也不是很善于提供情感支持的人。

我记得之前有位大概四十多岁的宠物“家长”着急地握着我的手，问我，“应该怎么办”。

那时，坦白说我很无措……这种问题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

如果我是一位女性，也许我可以抱一下她，可以拍拍她的背，但这些我都不能。

那一刻，真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前段时间，店里还来过一个女生。

我开车带着她，送她的宠物去火化。

去程大概40分钟车程，我们聊了一路。

她说起家里不止一只猫，那只刚刚去世的小猫从前每晚都会和她抢枕头，边说还打开手机翻到那些照片。

你能看到，照片里就是一张单人床，枕头上有一只小猫卧着，在看着她。

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可能都是这样的状态，对他们来说，小猫小狗可能是他们在城市里为数不多的“有生命的朋友”。

电影《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到了火化场地，我觉得需要给她一些独处的空间，于是一个人待在院子里等。

后面回来的路上，她说其实当时很希望我可以和她聊聊天。

但我们都明白，那也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离开这里，回到家中，总还是需要独自面对那种缺失。

甚至在今天，面对离别，连哀悼本身都在成为一种奢侈。

那天，她是请假来送她的宠物最后一程。

可手机上还是不断弹出工作消息，她需要时常从悲伤中抽离出来，回复不停响起的消息声。

还有一些宠物“家长”，送别完最后一程，都抱着骨灰走到店门口了，忽然想起明天还要上班，一下就哭了。

不只是年轻的“家长”，很多送宠物离世的老年人也许更加孤独。

我们有位同事之前接待过一位中年阿姨，哪怕宠物离世已经大半年了，她还是会时常打来电话。

也许是平时没有太多人可以说话，又或者，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说起这件事。

即便如此，我自认为和很多客户建立的联系还是很浅。

他们也许会分享很多，但话题基本都围绕宠物，而当你见过太多的“家长”后，会慢慢觉得大部分的故事都是类似的。

尽管很多人在聊起小动物时，一般戒备心都会放下，也许“对小动物的爱是很多人目前唯一拿得出手的”，但这些仍然不足以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彼此。

现在我们好像很少会和陌生人、乃至是身边亲近的人表达感受了。

我记得以前高中时我还会给别人写信，如今连发一条微信，都要想很久。

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受到那种弥散在绝大部分人当中的普遍孤独。

电影《马利和我》（2008）剧照。

好在，我们常常低估了时间的影响。

很多“家长”离开店里慢慢淡了联系，但每次在朋友圈刷到他们新的动态，看到他们重新开始分享生活日常，都会很开心。

有一次，一位“家长”隔了很久来店里取骨灰。

我对他印象很深，当年刚来店里，他还不停地抱怨宠物医院过度治疗，让小狗遭了很大罪，这次再来的时候，他已经满面笑容了。

“家里有没有新成员啊？”我打趣询问他。

他笑着说：“有啊。

” “是什么狗啊？” “现在养人啦。

” 在这里，我见过很多生命都曾走到了他们当时的最低点，但拉长时间也会看到，后面总会慢慢起来。

从“殡葬”到“生命纪念” 在转行做宠物殡葬师之前，我的大学专业是家具设计，毕业后按部就班做了几年设计师的工作，但一直没什么起色，也萌生过转行的念头。

直到有一天上班摸鱼，看到了一篇写宠物殡葬的文章。

那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

后来我又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宠物殡葬”，发现出现的基本都是“一个品牌名+殡葬、殡仪、火化、标本、墓地”，恨不得把所有的业务都摆全了，特别像一个人背着包出门，上面写着“通马桶、修下水道、换灯泡……”。

这些词汇密集地堆砌在一起时，给人的感受不会是有温度的。

除了名字，许多宠物殡仪馆不论是店面环境还是内部设计也不太好。

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漂亮、温馨的空间？在学徒期过后，我就着手准备开一间自己的店。

2021年，我决定先把店名改了，就叫它“生命纪念馆”。

照片墙。

受访者供图 全新生活的正反馈持续了一段时间。

那阵子，我有很多看到的故事想和人分享，也接受了不少采访。

可大概又过了两年，2023年底，有段时间我忽然发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表达欲了。

可能是接触了足够多的客户，对很多当下的正反馈带来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看到了更多好像做不了的事情，就会有无能为力的感觉。

最近这几年，我慢慢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

坦白说，我其实挺喜欢给离世的宠物做遗体清洁的。

大部分时候，送来时的它们也许没那么“体面”——可能已经很干瘪，毛发都贴在身上，但你可以通过一系列工作让它们恢复之前的样子。

有时候洗个澡发现，它竟然是白的。

这个过程近似于工匠的工作，会带给人一种心流般的体验。

相比于我入行之初，六年时间里宠物殡葬业经历了井喷式的“爆发”。

位于东坝的老店忙起来的时候，清洁间、告别室和火化炉都在不间断地使用和运转，甚至可能到了对遗体清洁的时间都有要求的地步了，每只小动物需要控制时间“又快又好”地完成清洁。

这个过程以后也许还会面临许多无法预料的妥协和失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一次生命的告别是最不该被“流程化”的。

电影《流浪猫鲍勃2》（2020）剧照。

至于宠物殡葬师，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门槛极低，但天花板很高的行业。

实际工作中，最难的一直是招到一个“不错”的宠物殡葬师。

那个标准看起来很清晰，归根结底就是“是否真的能够提供给来访的宠主最多的关心和照顾”。

但具体到每个环节，它又很浮动。

它需要的是对人的细微情绪的捕捉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是对死亡本身的敬畏和帮助他人的意愿。

这些年，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相对“被动的”设计，尽量减少对个体的人的依赖。

比如我们做了一些问题卡片摆在架子上，正面是一些可能会困扰宠物“家长”们的问题，像是“我是否过度医疗，或者做得不够？”“我很内疚，我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好？”，背面是一些相关的回复与安慰。

这些问题其实每一个都很私人，我们也不具备能力可以和每位来到这里的人聊起这些。

如果说替人擦干眼泪是一种安慰，那么在适当的时候，扭过头不去看他们哭红的眼睛，给脆弱保留一些隐私，何尝不是另一种支持？毕竟如果“毛孩子”们看得见，一定不希望它们的人类一直陷在痛苦的情绪中—— “也许你会有很多时刻突然想起我， 不要低头哭， 要抬头看， 我在天上，只是离你有点远而已。

” 采写/申璐 编辑/西西 校对/柳宝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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