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最敢生孩子的省份排行榜，广东和东北三省形成反差

全国各省份就像一群参加生育“大比拼”的选手，各自有着独特的生育故事。

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别开生面的“生育大派对”，看看哪些省份堪称“最敢生”，探寻它们背后的前因后果。

广东：经济与文化的“双料冠军”广东，这个连续多年稳坐全国GDP榜首的经济强省，在生育领域同样表现抢眼。

2024年，广东出生人口高达113万，占全国出生总量的11.8%，连续七年蝉联全国第一生育大省。

这一成绩的背后，是广东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源源不断的人口流入红利。

广东常住人口达1.27亿，每年还吸引约45万跨省流入人口，其中20 - 35岁适婚适育群体占比颇高，为生育大军注入了新鲜血液。

除了人口优势，广东独特的生育文化也功不可没。

在粤东潮汕、粤西湛江等地，“多子多福”“人丁兴旺”的观念深入人心。

就像潮汕地区的家族祠堂，那可是家族荣耀的象征，家族人丁兴旺，祠堂里供奉的祖先牌位就越多，家族的凝聚力也就越强。

而且，很多潮汕家庭经营着海鲜、陶瓷、服装等小生意，父母希望子女接班，延续血脉和事业。

这种传统观念和现实需求，让广东的生育率一直居高不下。

从历史记载来看，广东的生育文化由来已久。

早在古代，广东地区就有着浓厚的宗族观念，家族的延续被视为头等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观念逐渐演变成了对生育的重视。

如今，在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虽然现代化气息浓厚，但传统节日的祭祖活动依然保留，生育不仅是个人的选择，还承载了家族的责任感。

西部省份：传统与政策的“合力助推”在西部地区，贵州、广西、西藏等省份在生育排行榜上表现亮眼。

贵州总人口虽只有3800万，但2024年出生率高达10.74‰，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这主要得益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城镇化率不足60%以及少数民族生育政策宽松。

在贵州的农村地区，生活成本较低，养育一个孩子的年均成本不足东部省份的1/3，这让很多家庭没有太大的生育压力。

而且，当地少数民族众多，一些少数民族有着多孩的传统，比如壮族等，早婚早育观念也较为普遍，进一步推动了生育需求。

广西同样如此，作为华南人口大省，2024年出生率达8.37‰。

农村地区占比高和早婚早育观念是推动生育的两大因素。

在广西的一些农村，年轻人结婚相对较早，婚后很快就会迎来新生命的诞生。

这种传统的生活方式，让广西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平。

西藏更是以超高的出生率傲视群雄。

2023年西藏出生率达13.72‰，为全国最高。

高原地区对藏族家庭实行可生育三孩的政策，低城镇化率（36.3%）和宗教文化共同维持了高生育水平。

在西藏的牧区，人们生活节奏相对较慢，家庭观念浓厚，生育孩子被视为家庭的幸福源泉。

而且，当地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育的政策，为生育家庭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从历史角度看，西部地区的生育文化一直较为传统。

在过去，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这些地区受外界影响较小，传统生育观念得以延续。

同时，少数民族政策也为当地的生育率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现代化进程逐渐加快，但传统生育观念和政策因素依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北三省：人口流失与观念转变的“双重困境”与广东和西部省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东北三省在生育排行榜上全线垫底。

黑龙江2024年出生率仅2.92‰，几乎是全国最低。

东北的生育危机，让人忧心忡忡。

东北生育率低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东北地区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大量工厂倒闭或外迁，导致就业机会减少。

很多年轻人为了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纷纷离开东北，前往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

这种人口外流现象，使得东北的适婚适育群体数量大幅减少，直接影响了生育率。

其次，东北地区的生育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在过去，东北地区有着浓厚的传统生育观念，“多子多福”的思想较为普遍。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转变，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个人发展。

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很多年轻人觉得压力太大，选择只生一个孩子甚至不生孩子。

而且，东北地区的女性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她们更加独立自主，对婚姻和生育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追求，不再愿意被传统的生育观念所束缚。

从历史记载来看，东北地区曾经也是人口增长较快的地区。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作为重要的工业基地，吸引了大量人口迁入。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东北地区的人口形势发生了逆转。

这种变化，不仅是经济因素的结果，也是社会观念转变的体现。

新突破！分子古生物学家破解昭通僰人悬棺之谜

近日，由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牵头的一项研究，通过古今比较基因组学跨境追踪，在全基因组层面证实：今天生活在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的现代“僰人”（20世纪50年代划归为彝族）群体，正是自西汉以来活跃于中国西南四川宜宾和昭通的古代僰人——行“悬棺葬”民族的后裔。

这一研究构建起一条贯穿华南—西南—东南亚的人群迁徙与文化传播走廊，为理解中华民族迁徙融合和周边辐射提供了重要的交叉学科解决方案。

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

云南昭通悬棺葬。

昭通市文物局 供图 千年悬棺之谜 悬棺葬这种世界罕见的高空葬俗，是将棺木安置于临江临崖的峭壁、洞穴或岩缝中。

学界普遍认为，其起源于3600年前的福建武夷山地区，越往西年代越晚，这种葬俗最终于明代末期“消失”于滇川交界区域的昭通和宜宾等地。

过去30年，通过国家文物普查和考古调查工作，在长江沿线的云南、四川、重庆、湖南等省（市）先后发现了300多处悬棺葬遗迹，滇东北与川南交界地区是我国悬棺葬遗址分布的西极。

悬棺遗址的分布，特别是在长江中上游地区，与历史文献中僰人的活动范围高度重合。

除此之外，在广阔的东南亚、太平洋群岛和印度的阿萨姆邦地区，也分布有众多悬棺葬遗址。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晓明介绍，据史籍记载，僰人自西汉以来活跃于中国西南，曾建立“僰侯国”。

然而，僰人及其悬棺葬习俗在明代以后逐渐淡出史册。

令人关注的是，云南省丘北县至今生活着自称“僰人”的群体，1956年民族识别时被划归彝族，时至今日，他们仍保留着一种称为“灵魂洞葬”的独特祭祀传统。

“但是，‘悬棺何来、僰人何去’一直缺乏直接的科学证据。

”张晓明说。

悬棺葬人群与僰人的遗传结构（A.主成分分析；

B.遗传祖源成分分析）。

受访者供图 接力完成时空拼图 “基因成为解密的一把重要钥匙。

”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博物馆研究员吉学平介绍，“过去通过悬棺葬人骨形态学的研究，我们只能判断悬棺人群属于蒙古人种的南亚类型，难以进一步解译深层次的遗传奥秘。

” 近年来古基因组学的技术突破，为解决悬棺之谜提供了契机。

2020年，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及其团队在母系遗传层面（线粒体全序列）提出，悬棺葬可能起源于中国东南沿海并向东南亚传播，但仍欠缺“核基因组”层面的直接证据。

为进一步深入溯源，张晓明和吉学平研究团队联合复旦大学王传超团队、昭通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以及云南大学、广西百色民族博物馆、泰国艺术大学等国内外机构，采集并分析了云南、广西及泰国北部共七个遗址15具悬棺/木棺人类遗骸的核DNA数据，同时对云南丘北30位现代“僰人”群体开展了高深度全基因组测序。

在严格的古DNA质控框架下，团队综合主成分、遗传距离等群体遗传模型，系统重建了古今人群的谱系联系与迁徙轨迹。

悬棺人群的遗传祖源与悬棺葬习俗传播历史重构。

受访者 供图 悬棺之谜得解 这一次有了关键突破：现代“僰人”基因组中约43%—79%的成分可直接追溯至昭通悬棺人群。

张晓明说，简单来说，这是首次在核基因组层面确认，“悬棺主人”的后裔就是如今云南丘北的僰人群体。

同时，研究描绘了悬棺葬的起源与扩散路径：多项分析揭示，悬棺习俗源自中国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人群，支持“福建武夷山为悬棺文化发源地”的学术观点。

该习俗随后沿长江及其支流西进至云贵高原，并向南传播到东南亚；

泰国悬棺个体与中国西南悬棺个体共享祖源，这表明其传播并非单纯的观念流动，而是伴随了实质性的人群迁徙。

“值得注意的是，位于云南省昭通市威信县的瓦石悬棺遗址中，2个距今约1200年前的遗骸个体，分别呈现出显著的黄河流域农耕人群与古代东北亚（包括蒙古高原）相关的遗传成分，却以同一葬法安置。

”论文第一作者周慧说，这一现象可能由盛唐时期的文化、经济与人口繁荣所驱动，提示唐代及更早时期的悬棺社群可能具有明显的文化包容性与人群融合特征，这与我国历史上“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相呼应。

张晓明表示，研究团队将继续在福建武夷山及华南沿海早期悬棺遗址开展系统采样，将范围扩展至菲律宾、印尼和太平洋群岛等南岛文化区，联合区域内多学科力量，建设覆盖中国及东南亚的“葬俗—人群遗传—文化传播”综合数据库与图谱，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性阐释和文物古迹的挖掘与保护提供科技支撑。

撰文：蔡树菁 来源：人民网 资料：昭通市委宣传部 信息员：保进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