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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评传·修订珍藏版》

王水照、朱刚 著

对“性善”论的驳斥

《中庸》的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

”在这里，“天命”也就是天道，天道本自然而行，无所谓“命”，但因人也在天道之中，故它体现在人的身上，则对人来说仿佛有所授命，而此授命于人的就是所谓“性”，“性”的实现也就是“道”的体现。

从宇宙论方面说，不仅仅是人，凡存在的一切事物，都在天道中，都是禀有“天命”之“性”的；

但道学最终要解决的是关于人的问题，所以自韩愈以来，道学家所讨论的“性”概念，主要是指人“性”而言。

由于“性”本来就是指天道之所赋予人者，所以说“性”的内容及其实现就是“道”，是不需要论证的，“道在人为性”，是北宋人普遍接受的一个观念。

如果认为“道”是“善”的，那么“性”也就是“善”的；

如果说“道”是不涉善恶的自然之“道”，那么，“性”也就是非善非恶的自然之“性”。

然而，若谓解决了“道”的问题也就解决了人“性”的问题，却大谬不然。

因为关于“道”“性”之间的这种循环论证，远未真正涉及人的问题。

人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一旦从人的现实的生存状态来考察人“性”，问题就不再那么简单了。

把人所受命于天道者称为“性”，只是一步纯抽象的演绎。

人的身上不可能有这样的“性”孤独地存在，存在的是各种具体的生命表现：理智、情感、欲望等，所谓“情”。

既然把人的天然禀赋叫做“性”，那么，就可以预设：一个人把他的“情”绝对真率无忌地发露出来，不受任何限制纠绊，就是“性”的实现、“道”的流行了。

然而，人“情”的绝对真率无忌的自然发露，这该是一幅什么样的图景？要在此中体会什么“率性之谓道”，那就只好苦笑了。

所以，要对“天命”与“性”的内容加以限制，如《孟子·尽心下》所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

详其语意，似是承认“性”有着自然本能的一面，但我们讲“性”时却只要取其道德自觉的一面；

承认“命”的实际内容是一种外来的制约，但我们讲“命”时要关注它与道德自觉之“性”的统一性。

这样一来，把“性命”作为礼教之根据的理论目标是达到了，但人为地限制“命”与“性”的内容，于道理上不无纰漏，故苏轼提出反驳：

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何“谓”、“不谓”之有？夫以食色为性，则是可以求得也，而君子禁之；

以仁义为命，则是不可求得也，而君子强之。

禁其可求者，强其不可求者，天下其孰能从之？

他说孟子的话在道理上是不通的，对人们也没有说服力。

按上引的孟子一段文字，大概只有等程朱理学区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后，才解释得通，即将食色等本能的来源归诸“气质”，而令“天命”得以为纯粹的“善”之理。

究其立说之要，无非要把人的自然禀赋中不合于礼教的东西论证为非本质的，从而确立“性本善”的论点。

但在苏轼看来，仁义和食色皆从“性”出，“君子之教人，将以其实”，而“其实”就是如此。

其为善为恶，是由社会性的标准来判断的，并非“性”本身的自然属性，故不能说“性”本身是善的或恶的。

他并不反对从人“性”的深处为仁义寻求根据，但同时承认食色亦出于人“性”之必然。

这样，他关于“性”的学说就与“性善”论对立起来。

“性善”论的首倡者是孟子，苏轼《论语说》“与孟子辨者八”，亦主要是驳斥“性善”论。

苏辙少年时代所作《孟子解》，对此有更集中的论述：

孟子道性善，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

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信有是四端矣。

然而有恻隐之心而已乎？盖亦有忍人之心矣。

有羞恶之心而已乎？盖亦有无耻之心矣。

有辞让之心而已乎？盖亦有争夺之心矣。

有是非之心而已乎？盖亦有蔽惑之心矣。

忍人之心，不仁之端也；

无耻之心，不义之端也；

争夺之心，不礼之端也；

蔽惑之心，不智之端也。

是八者未知其孰为主也，均出于性而已。

非性也，性之所有事也。

今孟子则别之曰，此四者性也，彼四者非性也。

以告于人，而欲其信之，难矣！……譬如水火，能下者水也，能上者亦水也，能熟物者火也，能焚物者亦火也。

天下之人，好其能下而恶其能上，利其能熟而害其能焚也，而以能下能熟者谓之水火，能上能焚者为非水火，可乎？夫是四者非水火也，水火之所有事也，奈何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哉！

我们研究苏轼这样一个思维敏捷、文字又极富跳跃性的思想家，得有苏辙的文字以备印证，真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他的表述是那样平淡造理，解读上最无困难，不致误会其意。

这里正面反驳孟子“性善”论的最核心的论据，即“四端”之说，而指出人心也固有相反的“四端”，既如此，则“性”本不可以善恶论的。

水、火之喻也很能说明问题，善是一种价值，对于人而言的，并非自然属性。

可见，否定“性善”的根据，是出于对“善”的先验性的否定。

◎ 摘录于《苏轼评传》第二章 / 王水照 朱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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