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2月28日傍晚6点，

来自乌鲁木齐的JD5844号航班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降落。

停机坪上，

一群人焦急地等待着。

浙大儿院新生儿转运团队医护

赵晓霞、冯万里、楼伟鹤一看到宝宝出来，

立刻跑上前

从母亲李女士（化名）手中接过，

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宝宝

放到早就准备好的集合暖箱里。

一行人坐上救护车，

在警车护航下，

快速通过机场绿色通道，

驶往浙大儿院滨江院区。

18时32分，救护车抵达。

5分钟后，通过直达电梯，

宝宝被送进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这是一场争分夺秒的生死抢救，为的是让这个从新疆打飞的来看病的宝宝在最短时间到达医院，最大程度降低路上可能出现的风险。

3月2日，潮新闻·钱江晚报记者从浙大儿院获悉，宝宝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经过几周调理之后，待体重到4公斤左右，就要手术。

宝宝什么病，

需要从乌鲁木齐打飞的到杭州看病

这个宝宝去年12月出生在乌鲁木齐，出生后被诊断为先天性肠闭锁。

出生第二天做了第一次手术，切除了50厘米回肠，做了T型造瘘。

但是，开奶后一直吐绿水，在当地医院住院近40天，一直找不出原因。

之后，新宝又接受了两次手术，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差。

体重一直不增，出生时2.9公斤，出发来杭之前只有2.7公斤了，属于重度营养不良。

当地医院新生儿外科主任看着孩子情况一天比一天差，如果再得不到有效治疗，会有生命危险……他突然想到杭州浙大儿院的钭金法主任。

钭主任是全国有名的新生儿外科专家，对各种新生儿及早产儿消化道畸形的诊断和治疗有很深的造诣，尤其是短肠综合征的营养治疗经验丰富。

当即，他联系上了钭主任。

孩子从飞机上下来的时候，心跳200，已经长时间无尿，造瘘口排出大量水样便，情况还是很危急的。

前往机场接宝宝的赵晓霞说。

新宝住进医院的NICU后，赵晓霞专门去看了，孩子心跳降到173，她松了一口气，孩子总算挺过了这段跨越三四千公里的转运之坎。

非常感谢警察的护送，为孩子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最关键的是缩短转运时间，

于是有了这场生死接力

如果继续在当地治疗，奶粉也咽不下去，小朋友活下去的希望很小，如果转到杭州来，如果时间比较久，则会有脱水的危险。

钭主任告诉记者。

如果能缩短路上时间，宝宝恢复健康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乌鲁木齐距离杭州有3900多公里，坐飞机最快也要5个多小时，加上候机、从机场到医院的时间也不短。

钭主任详细了解病情后，认为如果缩短在途时间，并让宝宝出发前适当增加补液，是可以达到转运条件的。

于是，他尝试联系浙江省公安厅相关部门。

得知情况后，浙江省公安厅不仅协调机场予以绿色通道支持，还联合杭州市公安局多个部门以及航空公司，为转运提供便利。

最终方案是直接从机场优先下机，转移至新生儿转运救护车，直奔浙大儿院。

公安交警接力护送，出机舱到医院，只用了半小时。

接到钭主任的求助后，浙江省公安厅机场公安局先联系了机场请求协助。

因为这架航班是停在停机坪的，下了飞机还需要坐摆渡车。

机场公安局民警说，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时间肯定较长。

经过机场相关部门协调对接，救护车直接开到停机坪等候，舱门一开就把一家三口接走。

18点07分，机场公安引导救护车离开停机坪，往机场高架出发。

那里，提前对接好的杭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民警王捷杰已经早早等着了。

因为不确定航班什么时候到，我很早就等着了。

一辆救护车跟着一辆警车朝王捷杰开来。

简单交接，王捷杰护着新宝朝浙大儿院出发。

还是有点紧张的，宝宝到杭州后下起了雨，那段时间又是晚高峰。

王捷杰记得，从江南隧道出来，到了长河路口的时候，路上车流量较大。

还好，私家车比较配合。

在王捷杰的引导下，18点32分，救护车到了医院。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救护车上是这么小的一个宝宝。

王捷杰说。

如果没有护送，那个时间段，光从机场到浙大儿院就需要一个多小时。

到医院的时候，体重只有2.43公斤，又轻了270克，说明脱水了。

钭主任说转运的时间越短越好，哪怕是一个小时，都很关键。

这种情况属于暂时性短肠综合征，造瘘近端小肠很短，只有30cm，但他的造瘘远端小肠还有50cm，如果远端肠管功能恢复，与近端小肠重新连接，营养吸收的能力还是很好的。

钭主任说，宝宝短时间接受了3次手术，各项生理功能下降，短时间内不适合马上再次手术，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营养和调理后，手术才能进行。

加油，孩子！

让我们一起祝福！

潮新闻·钱江晚报 记者 黄伟芬 通讯员 李丹婷 祝姚玲 郑熠炯

厦门16岁女生在学校食堂排队时突然倒地心脏骤停，三名教师接力心肺复苏，并用AED急救，女生暂脱离危险；

校长：上个月刚培训了AED

太惊险 厦门16岁女生 突然倒地心脏骤停 国祺中学叶艺驰、邵恩泽、朱志展 三名老师接力心肺复苏 女生恢复心跳 厦门16岁女生突然心脏骤停 三位老师接力心肺复苏 4月8日中午12点03分 厦门市同安区国祺中学一名16岁的女生 在食堂排队点餐时突然晕倒 学校老师在倒地后第一时间赶到 在判断女生呼吸微弱，心脏骤停后 叶艺驰、邵恩泽、朱志展三位老师 轮番心肺复苏 并使用校内的AED除颤仪急救 在120急救人员抵达 并接手救援工作后 女生逐渐恢复心跳和自主呼吸 据悉 经过半个月的救治 目前女生暂时脱离危险 仍在住院治疗 4月22日 导报记者来到国祺中学 采访了学校的“英雄教师”们 国祺中学党委书记、校长张明亮： 12点放学，高一年级就来到食堂，（当事女生）靠到一个同学肩膀，突然就倒地了。

有食堂工作人员发现，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叶副校长，他马上冲下来。

我们学校有27个教工有急救证（备注：退休一位，现在26位），上次学校演练是3月12日。

叶老师： 来到现场，发现学生意识比较模糊，然后呼吸比较微弱，第一时间打120急救电话，在120急救电话的指导下，我们对她的这个呼吸进行研判。

在学生没有心跳和呼吸之后，我就第一个进行胸外按压，同时安排其他老师去拿AED。

心肺复苏，我是比较规范的，通过这个幅度和频率，没按几下学生的脸色就好起来了。

急救人员过来之后，经过吸氧一分钟左右，学生就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

邵老师： 我们学校配备AED除颤仪已经有六年了，配备了这么多年，这是第一次使用。

朱老师： 当天为了保证我们抢救的质量，现场成立了抢救小组，首先由我们的叶副校长进行第一轮的心肺复苏，邵恩泽老师是第二轮，我是第三轮。

行动迅速及时 齐心协力 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

一位宠物殡葬师眼中的生死离别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们家狗不到二十斤，单独火化的费用大概是多少？” “送过去之后，火化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多久可以接回家？” “火化时，‘家长’可以跟去吗？” “最后火化完，骨灰的重量大概有多少？” 这些是宠物殡葬师王英豪最常会被问到的问题。

今年清明节后，我们和他约在位于北京东五环的一处“宠物生命纪念馆”见面。

相比于东坝的老店，这家新店的位置更偏僻，在高架出口旁的一座园区还靠里，门头没有明显的店名标识，一扇白色的小门斜上方挂着一块小小的方形指示牌，正中间的一道彩虹还算醒目。

“进来吧，店里没什么人。

”他笑着招呼我们进去，耳边响起的轻音乐更显得整个屋子空旷，沉静。

“再握一下爪吧。

”受访者供图 采访刚开始没多久，桌上的手机忽然响起。

电话另一头传来声音，语气有些低沉，能听得出克制与隐忍。

中断采访的那几分钟里，英豪熟练地回复着电话那头的每一个问题。

大部分语句的开头，他会先缓缓地吐出两个字，“明白”，然后停顿一两秒，再接着回应。

尽管在对方看不到的这头，他不止一次下意识地捻动着食指与拇指。

这样的电话可能会在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响起，相似的问题也已经回答过了很多遍，但他依然没有那么“适应”。

成为宠物殡葬师的第六年，他依然不确定该如何接住这样的情绪。

六年间，他和同事送别了很多小动物，旁观了死亡面前许许多多段人与动物之间的故事。

从接车、遗体清洁，到告别仪式、火化，英豪说他一度觉得宠物殡葬师是一个“没有希望”的职业，至少和宠物医生比起来。

但一次又一次，他在那间小小的告别室外，在“家长”和“毛孩子”最后的交互中，深深感受到“好好告别”的重要。

在死亡面前，有时人与人之间沟通的隔阂并不比人与动物之间更少。

他把这六年里目睹的一些故事记录下来，以《作为它的殡葬师》为名出版。

这次采访中，我们从最近触动他的一次“告别”聊起，继而聊到很多故事之外的思考，关于是否存在“圆满”的告别，也关于如何面对死亡与分离。

英豪提到，这些年印象最深的还是店里那些送别宠物的人，不分性别，不分年龄，他常常看到一种弥散在当代人中的普遍孤独。

对很多人来说，小猫小狗可能是他们在城市里为数不多的“有生命的朋友”。

以下是王英豪的讲述。

口述｜王英豪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 《作为它的殡葬师》 作者：王英豪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光 2026年3月 “我会想念你” 今年，是我做宠物殡葬师的第六年。

和宠物医生比起来，宠物殡葬师好像是一份“没有希望”的工作。

毕竟我们不需要，也没办法背负关于“希望”的那些期待。

在最初工作的那几年，我也曾觉得这份工作充满意义，但在看到足够多的人送别宠物后离开的背影，我也忍不住怀疑，好好告别真的有用吗？往往在走出告别室后，真正的分别才刚刚开始。

面对推开家门后的空荡，除了他们自己，旁人其实什么也做不了。

电影《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但在很多个具体的瞬间里，我又常常会被一种说不出的温暖触动。

那些过程的确很悲伤，可你又能实实在在感觉到那种告别的“圆满”。

很多时候，殡葬师做完该做的事情，退出房间，远远地看着，既看着希望“消逝”，也看着新的希望“重新开始”。

我想，这就是告别的意义。

清明前，一位父亲打来电话联系给家中的小狗pizza做安乐。

几轮沟通中我们得知，小狗得了很严重的病，晚期，已经没办法治疗，每天都在疼。

但安乐的具体时间一直定不下来，这位父亲说还要跟孩子商量。

到了约定答复的时间，还是定不下来，“还是再需要一天”。

那天还是来了。

当天，我按照约定带着宠物医院的医生上门。

进屋后，pizza正趴在阳台晒太阳，但能看得出已经很虚弱。

男孩大概上初中的年纪，就蹲在一旁，看着它。

那对父母完全没有刻意让孩子回避即将到来的离别，反而在开始前温柔地安慰说，可以摸摸它，也可以用手轻轻托着它的下巴。

安乐的整个过程很快。

找血管，注射麻醉，往往一针之后，上一秒还微微昂起的头就会坠下去。

当手托着它的下巴时，手会感觉到一股力在下压，像是生命离开时的重量的具象化。

整个过程中，男孩一直陪在旁边，轻抚着pizza的身子，他的爸爸在一旁轻声诵经，妈妈则在更远些的一间屋子，大概是不忍心凑过来。

告别室。

受访者供图 到店里之后，这对父子俩走进了告别室。

我对这一幕印象很深，记忆中鲜少有爸爸陪着孩子过来，好像所有家里的那个父亲总是出奇一致地很忙。

但那天，是一对父子，两位男性，在温柔地送别另一个生命。

男孩从确定安乐的日子起，距离分别的倒数第三天开始，就每天写一篇日记，大概加起来有近3000字。

这三篇日记就成了当天他们送别pizza的悼词。

三天里，男孩反复在“我不想让你在痛苦中”和“但是我也不想让你走”之间打转，最终这些情绪化作了“对不起”和“谢谢你”。

那天的告别仪式上，男孩没有勇气去念，一旁的爸爸就代他念，念到中间几次，也不时停下，摘下眼镜，抹掉眼泪，然后接着再念。

念完悼词后，男孩又放了三首自己选的歌。

第一首是伍佰的《再度重相逢》；

第二首是张震岳的《我会想念你》，那位父亲后来说，这首歌也是张震岳写给他去世的两只小狗的；

第三首就是《再见》。

那位父亲似乎觉察到男孩还是很难过，他就握住了孩子的手，询问他，“这样会不会感觉好一些”。

一个孩子的留言。

受访者供图 整个过程回想起来还是很悲伤。

我能感觉到，那位父亲的难过也并不少，但那一刻他同样关注孩子的感受。

在临别前的交谈中，这位父亲感慨类似的死亡教育，学校是不会有的，只能做父母的来帮他。

提到pizza的离开，这位父亲说：“与其是我们照顾pizza，不如说是pizza一直在陪伴我们。

”面对死亡，尽管还是会流眼泪，但更多的是坦然与释怀。

关于“希望”，这位父亲隔天的留言让我很受触动。

对不同的主体而言，所谓的“希望”究竟是什么？他说他从未想过，有一天“放手”会成为自己最奢侈的“希望”。

对于pizza来说，在生命最后的那些日子，它承受的痛苦比人类想象中更大，如果能选择，它的“希望”又会是什么？在留言的最后，这位父亲感谢我们提供给pizza一份“不再痛苦的希望”。

这些字句长久地停留在手机屏幕上，灭了又亮。

那一天，我内心的某个角落变得无比柔软。

当你看到“一个很美好的人类”，真的会一瞬间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有很大改善。

告别时， 尽量给“家长”一个不被打扰 的时间和空间 即便如此，但其实我至今也不知道，怎样的“告别”才算是圆满的。

一位宠物“家长”在送别她的“毛孩子”。

受访者供图 或者说，所谓真正意义上“圆满”的告别真的存在吗？它除了与各种“硬件”和“环境”有关，更多还是与走的那一方究竟是如何离开的有关。

假设死于一次车祸或意外，这样的情况下你说怎么能“圆满”？这个过程中，一个殡葬师能做的全部就是让整个过程尽量顺利，让生者尽可能在屋子里待得舒适。

很多给人做葬礼策划的同行曾经来我们这里参观，他们说“很羡慕”，“给人做策划连个场地都找不到”。

也许因为每位宠物“家长”与他们的“毛孩子”之间的联系大多更私人一些，关于宠物的葬礼也就并没有太多固有规矩的框定。

反倒在一些时候，我们能够做一点“理想化”的尝试。

有些宠物殡葬馆的葬礼可能会尽量仿照人的葬礼，安排一位负责主持的司仪，“家长”围在周围。

但我觉得这样的场景给生者的感受可能不会是舒适的。

我们也许都会有体会，与逝者的告别本质上是一个很私人的时刻。

于是作为服务者，我会希望自己尽可能少参与这个过程，能够让来到这里的“家长”尽量有一个不被打扰的时间和空间，尽可能少地被一些环节卡住。

当人进入告别这个环境时，它就会成为一生中印象最深的那些回忆之一。

而一个人的记忆往往是由多重感官构成的，我们也希望通过房间的配色、声音和气味给来到这里的生者多建造一些日后回想的记忆点，能够产生一些温暖的关联。

安乐也是一样。

很多人可能出于种种理念，会比较反感安乐。

也有“家长”会陷在自我怀疑中，反复询问自己究竟有没有权力去剥夺另一个生命的生与死，觉得这是“不负责任”。

可是什么是“负责”？如果一个生命都不考虑生活质量，它很疼，每时每分每秒都在疼，而且这种疼已经无法通过药物治愈甚至缓解，这时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电影《一条狗的使命》（2017）剧照。

我见过有些小狗睾丸上长了肿瘤，年纪太大已经不具备做手术切除的条件，麻醉后很难醒过来，那个肿瘤可能最后会肿胀得和它的头一样大，它都坐不下来；

还有些口腔肿瘤的情况，它会把食管和气管堵住……这些时候，安乐的那一刻是一种解脱。

它们真的坚持得很辛苦。

很多“家长”也会提前来电话咨询安乐的时间，但这个问题本身没有最好的答案。

如果可以，我们当然最想听“毛孩子”们是怎么想的，可是这种沟通大概率是无法实现的（至少目前）。

人与人之间倒是可以沟通，但情况真的会更好吗？有些人穷尽一生积蓄给进ICU的父母插管，甚至没有问过那时的父母究竟想要什么。

又或者，一方被“尽孝”的声音裹挟，另一方也不忍心阻止孩子“尽孝”。

在面对死亡的那些时刻，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未必就比人与动物之间的更少。

那些送别宠物后离开的人 从接车、清洗，到告别、火化，整个过程中，感受最复杂的永远是面对人的时候。

每个人的情绪在临别那个时刻都不一样，我本身并不是很擅长帮助别人消解他们的情绪，甚至日常生活中，我也不是很善于提供情感支持的人。

我记得之前有位大概四十多岁的宠物“家长”着急地握着我的手，问我，“应该怎么办”。

那时，坦白说我很无措……这种问题确实不知道怎么回答。

如果我是一位女性，也许我可以抱一下她，可以拍拍她的背，但这些我都不能。

那一刻，真的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前段时间，店里还来过一个女生。

我开车带着她，送她的宠物去火化。

去程大概40分钟车程，我们聊了一路。

她说起家里不止一只猫，那只刚刚去世的小猫从前每晚都会和她抢枕头，边说还打开手机翻到那些照片。

你能看到，照片里就是一张单人床，枕头上有一只小猫卧着，在看着她。

很多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可能都是这样的状态，对他们来说，小猫小狗可能是他们在城市里为数不多的“有生命的朋友”。

电影《我会好好的》（2025）剧照。

到了火化场地，我觉得需要给她一些独处的空间，于是一个人待在院子里等。

后面回来的路上，她说其实当时很希望我可以和她聊聊天。

但我们都明白，那也只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式。

离开这里，回到家中，总还是需要独自面对那种缺失。

甚至在今天，面对离别，连哀悼本身都在成为一种奢侈。

那天，她是请假来送她的宠物最后一程。

可手机上还是不断弹出工作消息，她需要时常从悲伤中抽离出来，回复不停响起的消息声。

还有一些宠物“家长”，送别完最后一程，都抱着骨灰走到店门口了，忽然想起明天还要上班，一下就哭了。

不只是年轻的“家长”，很多送宠物离世的老年人也许更加孤独。

我们有位同事之前接待过一位中年阿姨，哪怕宠物离世已经大半年了，她还是会时常打来电话。

也许是平时没有太多人可以说话，又或者，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说起这件事。

即便如此，我自认为和很多客户建立的联系还是很浅。

他们也许会分享很多，但话题基本都围绕宠物，而当你见过太多的“家长”后，会慢慢觉得大部分的故事都是类似的。

尽管很多人在聊起小动物时，一般戒备心都会放下，也许“对小动物的爱是很多人目前唯一拿得出手的”，但这些仍然不足以让我们真实地了解彼此。

现在我们好像很少会和陌生人、乃至是身边亲近的人表达感受了。

我记得以前高中时我还会给别人写信，如今连发一条微信，都要想很久。

每当这时，我都会感受到那种弥散在绝大部分人当中的普遍孤独。

电影《马利和我》（2008）剧照。

好在，我们常常低估了时间的影响。

很多“家长”离开店里慢慢淡了联系，但每次在朋友圈刷到他们新的动态，看到他们重新开始分享生活日常，都会很开心。

有一次，一位“家长”隔了很久来店里取骨灰。

我对他印象很深，当年刚来店里，他还不停地抱怨宠物医院过度治疗，让小狗遭了很大罪，这次再来的时候，他已经满面笑容了。

“家里有没有新成员啊？”我打趣询问他。

他笑着说：“有啊。

” “是什么狗啊？” “现在养人啦。

” 在这里，我见过很多生命都曾走到了他们当时的最低点，但拉长时间也会看到，后面总会慢慢起来。

从“殡葬”到“生命纪念” 在转行做宠物殡葬师之前，我的大学专业是家具设计，毕业后按部就班做了几年设计师的工作，但一直没什么起色，也萌生过转行的念头。

直到有一天上班摸鱼，看到了一篇写宠物殡葬的文章。

那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

后来我又在“大众点评”上搜索“宠物殡葬”，发现出现的基本都是“一个品牌名+殡葬、殡仪、火化、标本、墓地”，恨不得把所有的业务都摆全了，特别像一个人背着包出门，上面写着“通马桶、修下水道、换灯泡……”。

这些词汇密集地堆砌在一起时，给人的感受不会是有温度的。

除了名字，许多宠物殡仪馆不论是店面环境还是内部设计也不太好。

我就在想，为什么不能有一个漂亮、温馨的空间？在学徒期过后，我就着手准备开一间自己的店。

2021年，我决定先把店名改了，就叫它“生命纪念馆”。

照片墙。

受访者供图 全新生活的正反馈持续了一段时间。

那阵子，我有很多看到的故事想和人分享，也接受了不少采访。

可大概又过了两年，2023年底，有段时间我忽然发觉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表达欲了。

可能是接触了足够多的客户，对很多当下的正反馈带来的新鲜感已经过去了，看到了更多好像做不了的事情，就会有无能为力的感觉。

最近这几年，我慢慢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工作。

坦白说，我其实挺喜欢给离世的宠物做遗体清洁的。

大部分时候，送来时的它们也许没那么“体面”——可能已经很干瘪，毛发都贴在身上，但你可以通过一系列工作让它们恢复之前的样子。

有时候洗个澡发现，它竟然是白的。

这个过程近似于工匠的工作，会带给人一种心流般的体验。

相比于我入行之初，六年时间里宠物殡葬业经历了井喷式的“爆发”。

位于东坝的老店忙起来的时候，清洁间、告别室和火化炉都在不间断地使用和运转，甚至可能到了对遗体清洁的时间都有要求的地步了，每只小动物需要控制时间“又快又好”地完成清洁。

这个过程以后也许还会面临许多无法预料的妥协和失控，但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一次生命的告别是最不该被“流程化”的。

电影《流浪猫鲍勃2》（2020）剧照。

至于宠物殡葬师，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门槛极低，但天花板很高的行业。

实际工作中，最难的一直是招到一个“不错”的宠物殡葬师。

那个标准看起来很清晰，归根结底就是“是否真的能够提供给来访的宠主最多的关心和照顾”。

但具体到每个环节，它又很浮动。

它需要的是对人的细微情绪的捕捉能力，以及更重要的，是对死亡本身的敬畏和帮助他人的意愿。

这些年，我们也在尝试做一些相对“被动的”设计，尽量减少对个体的人的依赖。

比如我们做了一些问题卡片摆在架子上，正面是一些可能会困扰宠物“家长”们的问题，像是“我是否过度医疗，或者做得不够？”“我很内疚，我是不是真的做得不好？”，背面是一些相关的回复与安慰。

这些问题其实每一个都很私人，我们也不具备能力可以和每位来到这里的人聊起这些。

如果说替人擦干眼泪是一种安慰，那么在适当的时候，扭过头不去看他们哭红的眼睛，给脆弱保留一些隐私，何尝不是另一种支持？毕竟如果“毛孩子”们看得见，一定不希望它们的人类一直陷在痛苦的情绪中—— “也许你会有很多时刻突然想起我， 不要低头哭， 要抬头看， 我在天上，只是离你有点远而已。

” 采写/申璐 编辑/西西 校对/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