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文/牛在看你

我们要从洛阳城说起。

洛阳是一个在古代很重要的城市。

历代君王都喜欢在这里定都。

这种偏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概是从商朝开始的，商朝的都城大多都在河南，商朝也是当时最“文明”的国家。

那个时候，西周在岐山发展壮大。

周文王时期，岐山遇灾害，部分的族人跟文王迁到丰，在丰的对岸建了镐京。

周武王灭商朝后不久，已着手建洛阳了。

为什么要建？因为那时候，西周实力还很弱，但名声很大，建设洛阳方便号令天下诸侯，让他们崇周。

这又是没有办法的。

首先，灭商战争是以少胜多，史料上说周武王只出了先头突击部队就取得了牧野之战的胜利，而那时周国的六军还没赶到，可实际上商王部队是七十万（有学者认为是十七万），那个时候的商王也刚刚在对东夷的战争中勉强获胜，在损失十分惨重的情况下还有这么多军队。

但西周倾全国之力只有六军，加起来也不过两万。

周国能顺利，完全是商朝部队临时倒戈的原因。

所以，在牧野之战胜利后，武王又派出六师分别消灭了亲商的六个国家，但实际上，商族的残余势力还存在，分布在现在的东北和江苏、安徽等广大地区。

建设洛阳的目的很明确，一则在于号令天下，二则在于屯“殷八师”，随时征伐，三则在于将殷商的遗民监视起来。

可为什么洛阳的位置选择在那儿？这个么，是周公旦考察和建设的。

洛阳建好之后啊，武王已经挂了。

为了辅助年幼的成王，周公旦怕他震慑不了诸侯国，就常驻洛阳办公，接受四方诸侯的进贡和朝会。

好吧，说道这里。

这个洛阳摆明了就是一个诸侯国进贡和朝会的地方。

那么，九鼎是什么玩意呢？

《史记·封禅书》说:"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

皆尝亨鬺上帝鬼神。

遭圣则兴，鼎迁于夏商 。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没，伏而不见。

"

按这说法，九鼎是大禹造的，我们说大禹是非常厉害的人物，严格意义上他才是夏国能发展起来的关键性人物，到了大禹的儿子启主政的时候，国家的构架实际上已经确立了起来。

《左转》有一句话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家天下更免不了祭祀祖先，所以，祭祀用的鼎就很重要了，为了明确等级观念，鼎又有明确制度，《周礼》明确记载过：王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

所以，九鼎这一套东西只能是周王有，代表着真命天子。

将九鼎放在洛阳，接受诸侯国的进贡和朝会。

那是再理所当然不过了。

武则天把九鼎放洛阳可以理解，为了假装正统。

而禹把九鼎放洛阳肯定是为了圆谎编造的

为什么波斯湾是“世界油库”？

波斯湾拥有全球近六成石油和四成天然气储量，全世界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海运石油，都得从这条窄窄的水道挤过去。

为何波斯湾油气资源如此丰富？中东波斯湾一带是一个魔幻的盐之王国，这里的山川、海岛，甚至海底深处都藏着亿万年前演化形成的巨厚盐层。

这些盐来自5亿多年前，极度干旱的环境让海水不断蒸发，留下了厚达数千米的盐层。

亿万年之后，这层古老的盐把这片土地变成了世界石油王国。

石油就像一锅“远古生物大杂烩”。

大约1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那时的波斯湾是一片温暖的浅海，养分丰富，养活了无数生命。

海里的浮游生物死后，残骸沉入海底，再加上泥沙尘土掩埋，层层堆积压实，最后形成厚厚的、富含有机质的黑色岩层。

越往地下深处，温度越高，压力越大。

几千米深的岩层就像一口巨大的高压锅，把古生物遗骸闷在里面，慢慢“熬煮”——熬成了石油。

距今约3000万年前开始，阿拉伯板块与欧亚板块持续碰撞挤压，巨大的压力把地下盐层往上挤——形成一座座地下“盐山”，有的直接拱到了石油层上面，有的把石油层“裹”起来，就像给熬出来的石油盖上“大锅盖”。

可以说，没有这层5亿年的盐，就没有今天波斯湾的油。

既然是锅，就有“火候”的差别。

油气的形成，主要看埋藏深度、温度和时间。

越往深处，“火候”越足。

靠近“锅底”的地方，石油被“熬”过了头，高温裂解成天然气。

海峡西侧的北方-南帕斯气田，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然气田，可开采储量约占全球天然气的五分之一，它产的天然气想出口，大多也要坐船往东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靠近“锅”中间的是石油形成的黄金地带，这里的石油汇聚成全世界最大的油田——沙特的加瓦尔油田。

从地下抽出后，经管道运到海边装上油轮，再穿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

“锅”的上层按理说温度不够，本来不适合生油，但地下的石油会“跑”。

由于阿拉伯板块和亚欧板块的碰撞，在霍尔木兹海峡“头顶”挤出了一座山脉——扎格罗斯山脉。

岩层被挤压拱起，像一排排倒扣的大碗，地质上叫背斜构造。

地下深层的石油顺着压力往上运移，最终被“碗”兜住，重新聚成油田。

比如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德甘油田，是伊朗近30年发现的最大油田，探明可开采储量60亿桶，正是典型的背斜油田。

更关键的是，板块碰撞前沿地壳向下凹陷，形成了巨型波斯湾盆地——整个中东的油气聚宝盆。

北边是隆起的山脉，西、南两面是陆地，只有东南角这一道豁口——霍尔木兹海峡通向外海，成为一道全球无法绕开的能源“窄门”。

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众所周知，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方式最残暴，对人压迫最厉害的一个。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