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什么时间、什么场合穿什么类型的衣服，清廷有着严格的规定。

基本上来说，清代皇帝服饰可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雨服、戎服和便服七大类，皇后服饰分为礼服、吉服、常服和便服四大类。

礼服等级规格最高，为祭祀、朝会等重大典礼时所穿。

皇帝礼服包括端罩、衮服和朝袍，后妃则包含朝褂、朝袍和朝裙，三者同时穿用，穿着顺序从内到外依次是朝裙、朝袍和朝褂。

最初居住在寒冷的东北地区，喜穿保暖性强的裘皮服装，端罩即是清代皇帝所穿裘皮服装代表，圆领、对襟、平袖、皮毛朝外。

冬天举行大典时，端罩罩于朝袍之外。

同端罩一样，衮服亦穿于朝袍之外，为褂式服装。

依季节不同，朝袍有裘、棉、夹、单、纱等多种质地，颜色不限于我们所知的明黄色，还有蓝色、红色和月白色，分别在祭地、天、日、月时穿用。

其中明黄为等级最高的颜色，只有皇帝、皇、皇后和皇贵妃才可享用，一般臣庶严禁使用。

按典制规定，皇帝在大朝及元旦、冬至、万寿圣节、祭祀太庙等重大庆典活动中，需着明黄色朝袍。

定制后的朝袍基本样式为上衣下裳、圆领、马蹄袖、附披肩领，全身列十二章纹饰，明显保留满族风习的同时也承袭了汉制。

吉服，顾名思义，为宫廷喜庆节日时所穿，包含吉服褂和吉服袍。

乾隆 明黄色缎绣云龙金版嵌珠石银鼠皮朝袍 清朝皇帝的吉服袍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龙袍”，圆领、马蹄袖、上衣下裳相连属、四开裾、直身式。

龙袍主要为明黄色，皇后所用龙袍颜色和装饰纹饰与皇帝龙袍大致一样，区别在开裾数量，前者为左右两开裾，后者为前后左右四开裾。

就一件龙袍而言，专职织造人员需2602人，制作一件皇帝的缂丝龙袍，则需花上390个工日。

博物院织绣组专家宗凤英曾说过，清朝一件刺绣龙袍的制作成本为1000两白银。

也难怪它现在能以百万乃至千万价格傲视拍卖场。

常服适用于一般性正式场合，亦包括常服褂和常服袍，常服褂一般与常服袍成套使用，有时也可以单穿。

不似吉服在面料、颜色、花纹上有严格的规定，常服随皇帝喜好而定，通常以素色和暗花为主，常用颜色有天蓝、宝蓝、淡蓝、酱红色、姜黄色和浅米色等。

目前国内所存清代帝后服饰中最早期的一件是的御用袍服，共两件，一件为“黄色暗花八宝祥云缎旧朝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件藏于沈阳故宫博物院。

据学者王云英考证，故宫博物院所藏皇太极御袍当为常服，用料为明末五枚黄地暗花缎。

清军入关前，丝织、锦缎对后金政权而言为奇缺之物，尽管皇太极“布告全国为缫丝织缎而饲养家蚕;为织布而种植棉花”，但满族贵族们所需之高质量锦缎、丝绸还得通过土特产交换或掠夺战利品等多种渠道从关内所得。

所以在剪裁成衣时往往比较节省，皇太极这件朝袍就带有明显的拼接痕迹。

它被发现时包裹在一个血衣包里，袍面上血痕较多，有学者提出，此袍应是衬在铠甲里穿的，血迹通过铠甲间接渗透到袍面上。

当然，血迹也有可能由带血包裹所致，真实情况如何?今天已不得而知。

此前也有刺绣专家聊过这个问题，其直言清代龙袍的造价大约为1000两白银，如果按照现在白银的市场价格来看，起码也得花费14万人民币。

当然这其中还忽略了很多因素，毕竟现在白银价值根本无法和古时候比，所以换算下来，应该要在20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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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放手的智慧

诸葛亮的故事早已刻在国人的记忆里。

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却在五丈原抱憾而终。

我们叹他忠诚，也怜他糊涂——他把所有重担都扛在肩上，不相信别人能分担，最终被“事必躬亲”拖垮。

这让我想起那位实业家，每天提着沉甸甸的文件包回家，觉得全世界的事都得自己扛，直到医生让他去墓地看看那些长眠的人，才猛然醒悟：地球不会因谁停下，事业也不会因一人独撑而长青。

在分工越来越细的今天，“放手”成了一种稀缺的智慧。

很多管理者总觉得“只有我才能做对”，却忘了团队的力量。

就像书中说的，如果你让下属做一本小册子，却连封面样式都要指手画脚，那不是授权，只是派活。

真正的授权，是把事情托付给对方，同时给足他做决定的权力。

这背后，是“用人不疑”的底气，也是相信他人能做得更好的胸襟。

这种智慧不止适用于职场。

父母总忍不住替孩子包办一切，却忘了放手才能让他们学会独立；

朋友之间总想替对方解决问题，却忘了倾听和信任比建议更重要。

我们都习惯了“不放心”，害怕别人做不好，却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能，你眼中的“不行”，或许只是没给对方机会。

“浑身是铁能碾几个钉子？”这句俗语道尽了单打独斗的局限。

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冲锋陷阵，而是一群人的并肩作战。

学会放手，不仅是解放自己，更是给他人成长的空间。

毕竟，那些你以为离不开你的事，在你转身之后，可能会被做得更好；

那些你放不下的责任，交给合适的人，才能走得更远。

人生这场旅程，我们不必做全能的“役夫”，而要做懂得“借力”的智者。

有时，放手比紧握更有力量，信任比操控更见格局。

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周礼》

郑玄（127-200），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

曾入太学受今文《易》学与公羊学，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左传》等，后师从马融，学古文经学。

郑玄潜心治学，以古文经学为主，兼采今文经学，遍注群经，自成一家，人称“郑学”，为两汉经学集大成者。

《周礼》即郑玄所注群经之一，又称《周官》、《周官经》。

西汉末，刘歆为王莽托古改制立言，始将《周官》立于学官，名为《周礼》，授与杜子春。

后郑兴又从杜氏受业，并传其子郑众。

再经马融作《周官传》以传郑玄。

郑玄重注《周官》，博采众家，文字精炼，去取谨慎，为历代所重。

《周礼》历代刻本颇多。

此本为单注本，卷三后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刊”牌记；

卷四、卷十二末镌“婺州唐奉议宅”牌记。

唐奉议即唐仲友，以校刻《荀子》等书遭朱熹弹劾得名。

此本小题在上，大题在下，与唐石经相合，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典籍旧貌。

《中国版刻图录·周礼注》云：此本宋讳缺笔至桓、完字。

刻工沈亭、余竑又刻《广韵》，《广韵》缺笔至构字、眘字，因推知此书当是南宋初期刻本。

此为海源阁旧藏，疑即岳氏《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所言婺州旧本，《九经三传沿革例》云：“开元所书《五经》，往往以俗字易旧文，五季而后镂版传印。

经籍之传虽广，而点画义训讹舛自若”。

清代杨绍和《楹书隅录》认为“盖宋时刊书多出坊贾，俗文破体，大抵类然。

此本字学独极精审，几于倦翁所谓偏旁点画不使分毫差误。

故宋讳之缺避较他本颇详，可知此本非特今世为罕见之珍，即宋椠各本亦莫与之京矣”，堪称“宝中之宝”。

书中劳健跋亦赞云“此则郑氏单注，完帙仅传，且为黄顾诸老所未见，真希世秘笈矣”，更可见此本之弥足珍贵。

国家图书馆另藏有此书经注合璧本。

其前六卷即宋婺州市门巷唐宅刻本，卷三后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刊”牌记；

后六卷为郑注附释文，目前尚未见于著录，刊刻精美，其与婺州本前六卷早经合璧，可谓书林秘籍。

杨氏海源阁旧藏与经注合璧本前六卷虽同为婺州唐宅刻本，然尚有细微差别。

杨氏旧藏本卷三后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刊”牌记；

卷四、卷十二末亦有“婺州唐奉议宅”牌记。

然经注合璧本卷四后无此牌记，且此页别处版刻相同。

抑杨氏旧藏全本后印加刻牌记，或其它原因，暂阙疑待考。

此本曾经明代周良金插架，书中钤有“周印良金”、“毘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二印。

清代又经何绍基、英和收藏，钤有“何印绍基”、“恩福堂印”、“英和私印”等印。

之后入藏汪氏问礼堂，钤有“汪大喜孙孟慈”、“江都汪氏问礼堂收藏印”、“汪印喜孙”、“周玉齐金汉石之馆”、“喜孙秘籍”、“汪”、“汪印延熙”、“汪印介徽”诸印。

后入聊城杨氏海源阁，为其所藏宋本“四经四史”之一，位列“四经”之首，其珍贵可见一斑。

书中钤海源阁藏印甚多，如“以增之印”、“臣绍和印”、“海源阁”、“四经四史之斋”、“聊城杨氏所藏”、“东郡杨二”、“东郡杨氏宋存书室珍藏”、“绍和筑岩”、“彦和”、“杨绍和读过”、“杨印保彝”、“秘书外监”、“东郡杨氏鉴藏金石书画印”诸印记。

杨氏海源阁书散，1934年，周叔弢收得此书，入藏自庄严堪，书中钤有“周暹”小印。

新中国成立后，周叔弢捐献入藏国家图书馆。

(李红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