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事见称,冉求生性
【菜科解读】
子有(前522年—前489年)即冉求,名求,字子有,尊称“冉子”,比小二十九岁,(今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冉堌镇)人;周文王第十子冉季载的嫡裔。以政事见称,冉求生性谦退,是孔门弟子中多才多艺之人,尤擅长理财,曾担任宰臣,深受孔子称赞。

被列为孔门四科十哲(政事科)之一。
能打仗,善理财,迎回流亡在外14年的孔子。
冉求长于政事,尤其善于理财,曾任季氏宰。
他很能带兵打仗,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任左师统帅,并身先士卒,以步兵执长矛的突击战术打败了。

趁这次得胜的机会,他说服了季康子迎回了在外流亡14年的孔子。
后来由于冉求帮季康子聚敛民财,受到孔子严厉批评,但这并未影响他们师生间的关系,足见师生相知深厚。
随孔子周游列国,晚年照顾孔子 随孔子周游列国,子有多才多艺,性谦逊长于政事,孔子称赞其才可于千户大邑,百乘兵马之家,胜任总管职务。
孔子晚年归隐鲁国 ,受到子有很多的照顾。
死后葬于奚公山(今山东枣庄境内),其墓紧邻车神奚仲之墓。

开元27年(739年)被追封为“徐侯”。
宋大中祥符两年(1009年)追封为“彭城公”(后改为“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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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之孝,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出。
所以长守贵,长守富。
富贵不离身,后保其社稷,和其民。
大夫之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
三者备后能守其宗庙。
士之孝,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
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
平民百姓之孝,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
三才,天道阴阳,地道刚柔,人道仁义,天经地义民行。
孝治,以孝治国,教化百姓。
使先祖配祭天地。
孝行在居则致其敬,乐养,病忧,哀丧,严祭。
居上不骄,骄则亡,为下不乱,乱则刑,在丑不争,争则兵。
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者无法,非孝者无亲。
此大乱之道。
推广孝道,教以孝,悌,臣,所以敬天下之父者,兄者,君者。
事亲以孝,忠可移于君,事兄悌,顺可移于长,居家里,治可移于官。
谏诤,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其天下。
诸侯有争臣,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不失其家,士有争友,身不离于玲名,父有争子,身不陷于不义。
感应,事君,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故上下能相亲也。
丧亲,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不甘,此哀之情。
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
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也。
为之棺,椁,衣,衾而举之。
陈其簠簋而哀戚之,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措之,为之宗庙,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时思之。
生事爱敬,死事哀戚,生民之本尽矣,死生之义备矣,孝子之事终矣。
孔子孝经是圣王之法并期待现世,后世之君用圣王的方法以孝治天下。
有的人是天下纯孝,有的人是教而后孝。
但是世上不孝的人还是有的啊!
他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学说,形成了以“仁政”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将儒家思想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养成。
在孟子思想中,追求完善的理想人格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宣扬“人皆可以为尧舜”,创造性地提出了“大丈夫”的理想人格,为中国人的道德修养树立了标杆。
那么,在孟子心目中,什么样的人能够称得上是“大丈夫”呢? 1 “大丈夫”在“气”不在“形” 《说文解字》对“丈夫”的解释是:“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
人长八尺,故曰丈夫。
”按照这一解释,“丈夫”特指的是“身长八尺”之人。
但是,孟子所讲的“大丈夫”与此则大相径庭。
在孟子看来,一个人是否称得上是“大丈夫”,与其身材外形无关,而是取决于是否具有“浩然之气”。
那么,“浩然之气”又是什么呢?在《孟子·公孙丑上》中,作为门徒的公孙丑曾以同样的口吻请教过孟子——“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对这个问题,孟子的回答是:“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按照孟子的解释,“浩然之气”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作为一种“气”,它是最浩大也是最刚强的,用正直去涵养这种“气”并且不加妨害,它就会充盈于天地之间。
因此,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并非天然存在于自然界的精气,不是简单易得的固有存在,而是需要人在主观上努力才能形成的正气。
这种“气”,根源于人内心的善,要通过人的自我修养进行涵育和蓄积,并且“配义与道”,才能形成充盈于人体之内的浩大正直之气。
从本质上讲,“浩然之气”是一种至大至刚的人格力量,也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
在孟子看来,一个人想要成为“大丈夫”,必须涵育和蓄积这种“浩然之气”,只有真正具有“浩然之气”的人,才称得上是“大丈夫”。
2 大丈夫“配义与道” 那么,“浩然之气”怎样才能涵育和蓄积出来呢?孟子认为,最为重要的是做到两条,即“以直养而无害”和“配义与道”。
“直”,即“正”也。
孟子认为,一个人只有刚直守正、心底无私,并且把这种品质内化为精神信仰,做到“持志养气”,才能最终形成较高的境界。
受孟子这一思想的影响,崇正尚直由此成为中国人人格修养的追求目标,而正直不阿则被视为一个人最为可贵的德行。
只有具备了这种德行,才配称“丈夫”。
唐代诗人寒山就有诗云:“丈夫志气直如铁,无曲心中道自真。
”讲的就是一个人要有坚定正直的志气,能够做到胸怀坦荡公正无私,才称得上是“丈夫”,也才真正懂得了人生的真谛。
孟子在讲“以直养而无害”的同时,还强调了“直”绝不是莽直古板,而要“配义与道”,也就是要合乎正义和正道。
他认为,如果不能用“义”和“道”来加以修养,“气”就会走样变形,所形成的就是一种疲软败坏的“馁气”。
而一个人身上一旦形成了这种“馁气”,就无法在各种境遇下始终保持内心的坚定与平和,也就无法具备成为“大丈夫”的可贵品格。
3 “大丈夫”舍“生”而取“义” “义”在孟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据统计,在《孟子》一书中,仅“义”字就出现了百余次,“义”也因此成为孟子思想的一个鲜明标识。
正如文天祥在其《绝命词》中写到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这是对孔孟思想的精辟概括,也是对二人思想分殊的精准归纳。
在孟子看来,“义”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规范,更是实现人之为人基本价值的正路。
他认为,人要实现其作为人的基本价值,就必须在面对各种诱惑和抉择时,能够坚定地做到唯义是取。
在孟子心目中,唯义是取是“大丈夫”必备的崇高人格。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明确提出了舍生取义的价值选择,即“生亦我所欲也;
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在孟子看来,只有“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并且能够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丈夫”。
在强调唯义是取的同时,孟子还认为“大丈夫”必须要有一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
这种精神,既源自刚直不阿的气节,也源自“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担当意识。
要担当,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必须要有相当强的承受能力,能够忍常人所不能忍、行常人所不能行。
孟子认为,正是由于有着强烈的担当意识,心中有着明确的目标,所以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人才能在面对艰难困顿时做到泰然处之。
在孟子看来,这也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时,必然要对承担大任之人进行的磨炼与考验。
只有经受住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重重考验与极致磨炼,才能使其达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效果。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人才能淬炼成钢,才能成为真正的“大丈夫”。
总之,在孟子心目中,一个人能否称得上是“大丈夫”,并不在于是否具有伟岸的外形,而在于是否“善养浩然之气”;
也不在于是否拥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的权势,而在于是否具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精神和能否在面对“二者不可得兼”的抉择时舍生而取义。
因此,“大丈夫”不仅是孟子心中理想人格的写照,也是孟子为中国人树立的一个仰之弥高的道德标杆。
古往今来,无数的志士仁人为这一理想人格孜孜以求,甚至不惜以命践行。
这样的人,既是鲁迅先生口中的“中国人的脊梁”,也是孟子心目中的“大丈夫”。
本文原载于《学习时报》(作者:朱保锋),内容略有删减,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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