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事件过程 1948年2月至6月，美国、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六国召开伦敦外长会议，提出所谓的“伦敦建议”，内容为法占德区与英美占德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并共同制宪，成立西德国家，以西德为中心复兴欧洲。

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三国公布了“关于改革植国货币制度的法令”;6月21日，正式在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发行了“B”记德国。

这一行动成为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的导火线。

苏联得知后，于1948年6月19日提出抗议，军事长官索洛科夫斯基发表“告德国民众书”，认为英美法三国欲分解德国。

6月22日，苏联占区也实行货币改革，发行新的“D”记号马克，并于6月24日，全面切断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及货运，只保留从西德往柏林三条空中走廊通道，史称第一次柏林危机，形成第一次美苏冷战高潮。

1948年6月29日，美国实行空运，派出大批飞机向柏林250万居民大规模空运粮食及各种日用品，在一年间飞行次数277,728次，空运货物211万吨，同时对苏占区所缺的钢、焦煤及电力等实行反封锁。

事件结果 1948年9月，西占区以阿登纳为首的65名州代表开始拟定新宪。

1949年5月8日，德国议委会通过新法。

5月12日，美英法三国军事长官在法兰克福批准新法，同时公布占领法，西德政府结构基本确立。

苏联于封锁中亦蒙受损失，它深知封锁不能阻止西德建立，遂于同日宣布撤销封锁，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

5月23日，英美法三国代表参加下，西德通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此日成为西德国庆日，西德建立，定都波恩，以阿登纳总理组成了第一届联邦政府。

9月21日，占领法生效，令西德享有自主权，英美法三国保留管制联邦德国之外交、外贸、国防特权力。

5月23日，苏联亦在德国东部筹措成立东德意志国家，苏占区在1949年5月30日通过宪法，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宪法生效，东德建立，皮克为总统，格罗提渥为总理，取代苏联管制委员会对民主德国的外交及外贸监督，德国正式分裂为东德与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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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完伊朗，再打古巴？

文︱陆弃 3月中旬，美国总统在“空军一号”上的一段简短表态，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他一方面表示正在与古巴进行谈判，另一方面却公开强调，美国将“先解决伊朗，然后是古巴”，如果协议无法迅速达成，美国将采取“必须采取的行动”。

几乎在同一时间，来自哈瓦那方面的消息显示，古巴能源缺口已经接近60%，部分地区连续数十小时停电，供水和医疗系统面临瘫痪风险。

外交谈判与能源危机同时出现，使这一表态不再像普通的政治施压，而更像是一种经过精心设计的战略节奏，通过经济封锁制造危机，再以谈判作为出口，迫使对方在极端压力下作出选择。

这一局面并非孤立事件。

近年来，美国对委内瑞拉、伊朗以及古巴采取的政策逐渐呈现出高度相似的路径：先以制裁削弱能源收入，再限制金融与贸易渠道，随后在经济困难加剧时提出谈判条件，并以是否解除制裁作为筹码。

与冷战时期直接军事对抗不同，这种方式更依赖经济工具和政治压力，通过长期消耗改变对方内部结构，而不是通过短期战争取得结果。

古巴当前面临的局势，正处在这一模式最关键的阶段——危机尚未完全失控，但已经足以影响社会运行。

古巴能源困境的形成，与外部环境变化密切相关。

长期以来，古巴依赖委内瑞拉提供石油，而在委内瑞拉自身受到制裁后，这条供应链逐渐收紧。

与此同时，美国对向古巴提供能源的第三国实施威胁性措施，使潜在供应者面临额外风险。

结果是，原本勉强维持平衡的能源体系迅速出现缺口。

电力不足不仅影响居民生活，更直接冲击医院、交通和工业生产，一旦持续时间过长，就会转化为社会与政治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谈判往往成为唯一能够迅速缓解危机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在公开表态中反复强调“达成协议”的可能，同时又不断提高压力强度。

这种看似矛盾的策略，本质上是一种典型的谈判手段：通过不断强化外部压力，使对方在心理上接受必须作出让步的现实，然后再提供有限的缓和空间。

对华盛顿而言，这种方式比直接军事干预成本更低，风险也更可控。

军事行动可能引发地区连锁反应，而经济封锁则可以逐步加码，并随时根据谈判进展调整力度。

然而，这种策略同样存在明显风险。

古巴社会结构与中东国家不同，其政治体系具有较强的集中性和动员能力，外部压力未必能够迅速转化为内部变化。

历史上多次制裁并未导致政权崩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内的防御心理。

如果危机持续而谈判无法取得突破，局势可能进入长期僵持状态，而这种状态对地区稳定并不有利。

加勒比海距离美国本土极近，一旦出现难民潮或社会动荡，直接影响将首先落在美国自身。

更复杂的因素来自美国国内政治。

对古巴采取强硬政策，在部分选民群体中具有明显支持基础，尤其是在佛罗里达等关键州，这一议题长期具有象征意义。

因此，即使政府倾向于通过谈判缓和局势，也往往需要在公开表态上保持强硬姿态，以避免被批评为软弱。

这种内外双重压力，使政策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状态：既推动谈判，又不断制造紧张；

既强调和平解决，又保留强制选项。

当前国际环境也在放大这种矛盾。

美国同时在中东、欧洲和西半球面临多重安全议题，资源与注意力被分散。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经济手段处理部分地区问题，成为一种更现实的选择。

对古巴施压，既可以显示政策延续性，也可以在不投入大规模军事力量的情况下维持影响力。

但当多个方向同时出现压力时，任何局部危机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

从更长远的角度看，美国政策正在逐渐从单一地区冲突，转向多区域同时施压的格局。

这种格局看似扩大了选择空间，却也意味着更高的管理难度。

每一个制裁措施都会产生外溢效应，每一次谈判都会影响其他地区的判断。

当对手意识到美国不愿轻易动用军事手段时，经济压力的效果可能逐渐下降，而谈判也会变得更加复杂。

古巴问题因此具有象征意义。

它不仅关系一个加勒比岛国的能源危机，也反映出当今国际政治中越来越常见的一种模式：战争不一定通过炮火展开，压力不一定来自军队，决定局势走向的，往往是金融、能源和贸易这些看似平静的领域。

当冲突从战场转向市场，结束方式也不再是停火协议，而可能是漫长而反复的谈判。

未来局势如何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对风险的承受能力。

如果经济压力继续上升而谈判仍然停滞，局势可能进入更加紧张的阶段；

如果双方都意识到对抗成本过高，协议则可能在某个临界点出现。

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一次表态本身，而是这种策略正在成为处理国际冲突的常态。

当强制与谈判交替使用，危机与协商同时推进，世界将越来越难以用简单的战争与和平来划分阶段，而每一次看似局部的紧张，都可能成为更大变化的前奏。

闻博：特朗普没料到，能拦截油轮的，除了伊朗还有一个资本财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闻博】 落笔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已被事实上封锁整整12天。

美以伊新一轮战争突发，全球能源与资本市场剧烈震荡，行情大幅波动、避险情绪全面蔓延。

尽管特朗普多次宣称，伊朗反击能力薄弱、军事实力与美国差距悬殊，可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已然全面停摆——这一局面，显然是特朗普开战前未曾预料到的。

究其根源，除了特朗普一贯高估美国实力、过于乐观之外，更关键的原因恐怕在于他错误参照了历史经验。

不熟悉中东历史的读者可能不知道，这并非霍尔木兹海峡首次因战争陷入封锁，早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双方就曾在这片海域激烈对峙，陷入长期消耗战。

两国均试图切断对方能源运输命脉、瓦解经济支撑，逼迫对手妥协，海湾地区油轮随即被卷入战火，油轮遇袭、能源市场动荡等场景轮番上演，其剧本与当下局面高度相似。

彼时危机达到高潮时，海湾国家同时向美苏两大帝国求援，而忌惮苏联把势力渗入波斯湾的美国选择直接介入，允许海湾国家油轮悬挂美国国旗、并出动海军军舰护航，后面直接发动有限军事行动，最终平息了那场能源危机。

伊朗也在伊拉克地面攻势与美军海上压力下接受停火。

但历史从不会简单重复，而特朗普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他一厢情愿地认为，美国的军事威慑足以压制伊朗的所有反击，更能保障各国商船顺利通行霍尔木兹海峡。

可航运保险市场的商业逻辑，彻底打破了这一设想。

2026年3月9日，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讲完话后离开讲台。

图源：美联社 海上保险有自己的逻辑 海上航运保险是现代保险业的源头，更是全球远洋航运的核心支撑，其中油轮保险是行业内风险最高、体系最复杂的细分品类，尤其是超大型油轮（VLCC），作为全球造价最昂贵的船舶之一，其保险保障分为四大核心板块：船体保险、货物保险、保障与赔偿责任险（P&I），以及单独列支的战争风险保险。

油轮基础保险费率相对统一，主要参考载重吨位（dwt）和船舶总价值等硬性指标；

而责任险、战争险的费率则高度动态，核心随船舶航行区域与风险等级浮动，没有固定标准。

当前全球油轮承保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是依托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保险市场，由专业辛迪加提供市场化承保服务；

二是船东联合组建的保障与赔偿协会（P&I Clubs），通过风险共担实现自我保险，省去中间成本，这也是行业主流模式。

目前全球仅13家保赔协会，便覆盖了全球95%以上的远洋油轮业务，行业集中度极高。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风险属于极端高风险事项，普遍被排除在船体险和保赔协会基础保单之外，必须单独购买专项战争险，相关损失也仅由战争险保单赔付，常规保障不予覆盖。

业内人士基本都承认，劳合社是全球海事保险的绝对权威。

它并非单一保险公司，而是由多家专业承保辛迪加组成的保险交易市场，主导全球航运保险的规则制定、风险定价与承保标准，目前通行的行业准则均源于此。

其下属的劳合社市场协会战争险联合委员会（JWC），是全球海上战争风险的核心评估机构，专职监测全球海域军事冲突、战争及恐怖主义风险，定期划定战争高风险区域，其决策直接决定全球航运保险的承保边界，是影响国际航道通行的关键“无形力量”。

劳合社办公环境 资料图：劳合社官网 而JWC的管控规则，可以直接左右商船航行选择： 海域一旦被列为战争高风险区，船东必须缴纳数倍至数十倍的高额附加保费，签订专项协议才能获得战争险保障。

这次美伊战争一开打，JWC就扩大了高风险区域清单，将巴林、吉布提、科威特、阿曼和卡塔尔周边水域纳入其中。

低风险区域战争险费率极低，例如西半球航线费率可低至船舶市值的0.001%，而高风险区域费率可突破船舶市值的10%。

2008年索马里领海便是典型，7天专项保费高达船舶市值的2%，巨额成本直接迫使船东停航或绕行。

这次冲突爆发后，途经海湾地区的航程附加保费就大幅上涨，一周前据报道已从船舶价值的约0.2%飙升至高达1%。

若区域风险持续升级，委员会可启动72小时提前通知的终止承保条款，承保商有权直接取消该区域全部战争险业务（这种情况也已经普遍出现）。

即便船东愿意承担高额保费，承保商也会严格把控自身风险敞口，多数情况下会直接拒保。

但问题是，霍尔木兹是海湾油轮以及LNG船（液化天然气船）的必经之路，不是红海亚丁湾，是绕不过去的。

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后的情况就是最近的案例，当时保险公司取消了涵盖黑海的战争风险扩展条款，直到后来随着谷物出口在新的风险条款下恢复，才通过谈判达成了替代性保障方案。

釜底抽薪：再保公司的刹车是海峡事实上封闭的背后原因 除了直保取消外，更大的问题是再保险公司踩下的刹车。

我们都知道海上保险标的价值极高、风险高度集中，单一直保公司无法独立承担极端战争风险赔付，因此保险公司也需要为自己买份保险，这就是再保险公司的生意经。

直保公司普遍通过再保险转嫁风险，再保险也就自然成为行业稳定运行的基石。

再保险的商业模式注定了相关机构必然是资本高度密集、专业门槛极高的资本集团，因此全球具备海上商业再保险资质的机构屈指可数。

和平时期，再保险的核心作用是分散风险；

但战争具有极强的区域性，冲突区域内所有商船均面临同等高强度风险，而由于再保险公司数量极少，直保公司又高度集中地向全球少数头部再保险公司分保，导致再保险机制在战时彻底反转，从风险分散变为风险汇聚，少数再保险公司承接了整个区域的全部战争风险敞口。

笔者撰文时，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大量油轮被困波斯湾和海峡入口处，同时由于定位干扰，不少船只已经“漂”到了内陆，正常航线已断 图源：AIS 同时期航运正常的直布罗陀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供作参考 当这些再保险机构意识到区域风险聚集远超自身承受极限，会立即停止承接该区域新增战争险再保险业务，直接切断直保公司的风险转嫁通道。

这一决策并非针对特定主体，而是商业风险管控逻辑下的必然选择。

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两端聚集数百上千艘商船，而出口仅有一条宽不过几十海里的狭窄水道，再保险机构面对空前集中且无托底保障的巨额风险敞口，无异于承接了随时可能引爆的风险包袱，自然不会贸然承接业务，这也是海量船舶无一敢贸然驶入海峡的核心原因。

特朗普政府显然未料到这一市场逻辑，伊朗即便海军实力大幅受损，仅凭海上保险与再保险的规则约束，便实现了霍尔木兹海峡逾10天的事实封锁，且短期内暂无解封迹象，这场保险规则主导的无形封锁，约束力远胜常规军事威慑。

当然，失算的也不仅仅是特朗普一个人。

几年前，得州大学施特劳斯国际安全与法律研究中心在他们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可能的危机分析中，就表达了相当乐观的看法： 没有理由相信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会导致保险费率过高，从而在长时间内显著减少交通流量。

尽管在油轮战期间油轮的保险成本确实增加了，但它从未增加到承保人对最大战争风险敞口所收取的价格，会转化为租家购买的保险数量为零的程度。

换句话说，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总有人愿意接受和承保风险……只要价格合适。

“乐观”的预测 显然，现在的局势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够的。

如果特朗普想减轻国际社会因他选择开战而产生的怨言，那美国政府必须亲自下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而且必须快。

特朗普政府可以如何“挽尊”？ 结合当前地缘局势、海上保险行业规则以及历史经验，笔者认为特朗普眼下能采取的方案主要有三种。

方案一：直接派遣海军护航，重启升级版“挚诚意志行动” 这一方案完全效仿1987年两伊战争时期的应对模式，启动“新·挚诚意志行动”，让往来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重新悬挂美国国旗，同时由美国海军出动舰艇提供全程武装护航，通过直接的武力展示快速重建航运市场安全信心，缓解船东与保险机构的恐慌情绪。

但美国真的能有效遏制伊朗无人机、巡飞弹等小型战术干扰行为吗？目前来看，美军并无十足把握。

伊朗低成本无人机的战术价值，甚至已被美军反向借鉴，足以证明其难以探测、数量庞大的特性，对价值不菲的海量商船而言，无疑是军事护航的噩梦。

即便有军舰随行，私人再保险公司仍大概率判定区域风险过高，不会轻易恢复承保；

毕竟在护航效果得到充分验证前，很难说服这些机构做到百分百杜绝船只受损，保险行业的风险管控逻辑也不会因军事护航而彻底改变。

路透社3月11日报道：泰国称有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3名船员失踪 方案二：金融兜底，设立国家主权战争险基金 当前海峡停航的核心症结，是私人再保险市场全面停摆，直保公司无风险转嫁渠道。

这一方案由美国政府出面，以“最后承保人”身份，直接为往来海峡的商船提供战争险专项担保。

该策略的优势在于直击危机核心，能够绕开劳合社与JWC的风险通告限制，直接解决商船无保险可保的问题，推动油轮快速复航，见效速度快；

同时能快速平抑全球油价飙升与市场恐慌情绪，稳住全球能源供应大局，从根源上化解此次能源危机。

但这一方案带来的财政压力堪称巨大，属于典型的尾部风险兜底。

一旦有多艘超大型油轮受损，单船赔付金额便可超过1.5亿美元，叠加后续环境污染赔偿，巨额成本绝非美国一国能够轻易承受，即便特朗普拍板，美国纳税人也大概率不愿买单。

况且，与当年海湾国家被动卷入战争、主动求援不同，此次直接引爆战争与危机的正是特朗普本人；

虽说不做赔本买卖、敲诈盟友是他的一贯作风，可眼下想要说服海湾石油国家为他的战争决策买单，难度远超以往。

此外，担保范围的界定还存在公平性争议：仅覆盖美国船只，对全球贸易的缓解作用有限；

全面开放，则会进一步放大财政与责任风险，实际操作难度极大。

方案三：外交缓和，但政治代价过高且形象受损 借助阿曼、卡塔尔等中立第三方国家牵线，美国与伊朗坐下来谈判，达成有限谅解协议，释放局势降温信号，能从源头上解决航运停摆问题。

但是，此举政治代价极高，特朗普政府极易被国内强硬派指责为示弱妥协，政策推进阻力巨大，且大概率需要在伊核协议、制裁豁免等核心议题上做出让步。

此外，这类口头或书面协议缺乏强制约束力，伊朗方面存在较强不可预测性，一旦出现单方违约或战场误判，市场信心会遭遇二次崩塌，局势将更难挽回。

当然，管道绕行也是一项备选方案，通过协调沙特、阿联酋两国，全力启用沙特东西向原油管道和阿联酋阿布扎比原油管道，以管道运输分流原本依靠海峡航运的原油运力。

霍尔木兹海峡的潜在替代路线（红线：阿布凯克-延布管道系统；

绿线：阿布扎比原油管道） 但该方案运力局限性十分明显，现有绕行管道总运力不足海峡日均运力的40%，根本无法替代海峡航运的核心作用，仅能小幅分流压力；

且强制改变运输路线，会大幅推高原油离岸价格与远洋运费，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通胀，上涨的运输成本最终也会转嫁到全球消费者身上。

从最新局势发展来看，特朗普选择了两套方案双管齐下：一方面打击伊朗布雷艇和无人机基地，消灭或至少削弱伊朗的不对称战力；

另一方面召集G7国家，试图引入更多海军力量提升护航能力。

截至笔者撰稿时，波斯湾内滞留船只已超1000艘，按照美国海军条例，一组护航编队（2-3艘驱逐舰）最多只能有效护航5-8艘商船，若要实现全覆盖，美军现有的第五舰队（及增援的卡尔·文森号航母编队），根本无法提供充足护航力量。

不知惯用关税大棒的特朗普，此次向盟友求助时，又会开出怎样的条件。

结语 美国在越南战争、俄罗斯在乌克兰冲突中的教训都说明一个道理：发动战争容易，预判战争进程难，按照自身设想收尾更是难上加难。

即便如今海空力量远超伊朗的美国，也不例外。

中国在伊朗问题上恪守中立，同时与海湾各国保持良好关系，自身石油进口也高度依赖波斯湾，因此，有必要、也有能力在化解霍尔木兹危机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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