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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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丹尼特：真正的解谜者拒绝成为赌徒

他一生都在研究最棘手、最基本的心智之谜，以颠覆性的自然主义哲学观重塑心智与意识的讨论框架，深刻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影响了认知科学、人工智能和进化生物学等多个领域。

《我一直在想》这部在丹尼尔·丹尼特逝世不久后出版的个人回忆录，是其思想的最后结晶。

苏德超教授领衔的中译本，以精准而富有温度的译笔，将丹尼特深邃的思考与真挚的情感娓娓道来，让我们从一个更为私人的视角探悉这位著名哲学家的内心世界。

在这部回忆录中，丹尼特不仅回顾了他的智识成长和思想语境，交代了主要著作从构思到出版的前因后果，还为他的抽象理论提供了生动的注脚。

比如，关于围绕“感受质”展开的种种争议，他回忆起与美国哲学家塞拉斯在辛辛那提共进晚餐：“我们吃了一顿难忘的饭，围绕我们剩余的分歧来了一次更加难忘的谈话，我们特别就哲学家是否应该放弃‘感受质’概念展开了争论。

当我们喝完一整瓶香贝丹红葡萄酒后，他说：‘丹，感受质是让生命有价值的东西！’”（丹尼特：《我一直在想》，第119页） 《我一直在想》的另一个吸引力是大量的趣闻轶事，它们几乎涵盖了半个多世纪以来英美哲学界的核心人物。

丹尼特的叙述引人入胜又富有争议，揭露了问题和理论背后的学术生态，那些无法形诸文字的权力斗争、性别偏见和人情冷暖。

比如，他回忆了发生在1979年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上的学术“政变”。

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分析哲学家（自称“分析庞然大物”）遭遇了来自欧陆哲学家（自称“多元论者”）的偷袭。

欧陆哲学家们发现了协会选举规则的漏洞（允许会场提名），于是秘密策划，准备通过集体投票来接管协会的领导职位。

会议开始前约半小时，他们的保密工作出现了漏洞，得到消息的分析家们在酒吧里被召集起来，匆匆赶往会议现场，试图抵御这场夺权。

最后，分析哲学家们失败了。

（《我一直在想》第392-393页）丹尼特还批评了一些学术“霸凌者”。

如果这些霸凌行为属实，我们很难不对这些知名学者产生祛魅感。

作为分析路径的坚定支持者，丹尼特的叙述带有极强的党派色彩。

毋庸讳言，他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路线冲突的产物，这也是阅读这本回忆录前应有的预期。

但读者会强烈地感受到，这本书是坦诚的：以一种并不折中的姿态，丹尼特毫无保留地展现了自己的好恶。

除此之外，读者还会感受到丹尼特的智识热情，一个充满好奇的心灵在不懈探索中感受到的无尽乐趣。

因为这些感受，丹尼特深邃而广博的思想变得具有感染力。

*在丹尼特去世后，我们推送了纪念文章： 撰文｜孙宁 《我一直在想》 作者：[美] 丹尼尔·丹尼特 译者：苏德超 叶子绿 版本：湛庐文化｜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5年10月 赌博与解谜 在开始回顾他的一生之前，丹尼特引用了伯德（Alex Bird）的一句话：“我从不认为自己幸运，我是个胆小鬼。

这就是为什么我当不了赌徒。

但我非常努力地工作。

越努力工作，就越幸运！”（《我一直想》第ⅲ页，下同）关于赌徒的讨论让人想到帕斯卡。

这位17世纪的数学天才和虔诚的基督徒提出了关于宗教信仰最具挑衅性且经久不衰的论证之一。

他回避了复杂的神学论证，直接诉诸自利，使信仰成为一个审慎的风险管理问题。

如果你押注上帝存在而你是对的，回报将是永恒的救赎与无限的幸福；

如果你错了，损失将是世俗生活中的小小快乐。

相反，如果你押注上帝不存在而你是对的，你得到的将是有限的世俗快乐；

但如果你错了,你的损失将是与神圣的分离和永恒的诅咒。

对一位赌徒而言，在哪里下注变得显而易见。

作为“新无神论四骑士”之一的丹尼特并不相信上帝存在。

2006年，他在经历了长达九小时的心脏手术后写下了《感谢美好！》（Thank Goodness!）。

他在回忆录中告诉我们，当他说“感谢美好”，并不是在委婉地说“感谢上帝”——“我们无神论者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更别说感谢上帝了。

我真的是在说感谢美好！这个世界有许多美好，并且每天都有更多的美好。

”（第vi页）但另一方面，他理解甚至同情对上帝的爱（回忆录中提到，丹尼特一家每年都会举办聚会，与朋友们一起唱圣诞颂歌）。

不过，当他从认知科学的角度考察了信念的形成之后，这种爱彻底地消逝了——他成为无神论四骑士中最具攻击性的成员。

在《破解咒语：宗教作为一种自然现象》中，丹尼特这样解释宗教信仰的起源：宗教是大脑在混乱的世界中寻找模式和原因时的意外副产物，大脑假定事件背后有能动的设计者，这些观念通过文化进化成为模因（meme），最终被制度化为有组织的宗教。

可以看到，丹尼特之所以选择了一个不存在上帝的世界，并不是因为他选择了在另一边下注。

他压根就不会参与这场赌博。

如果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终极的“谜语”（riddle）——“为什么有某物存在而不是无？”，赌博也许是获得答案的唯一方式。

但事实是，我们遇到的是一组“谜题”（puzzles），一些可以给出合理解释的复杂现象，比如生命和心智。

解开这些谜题不能通过灵光一闪的神秘启示，也不能通过放弃智识努力的被动接受，而是需要协作与耐心，需要有条不紊地拆解、研究和重新组装。

这样的解谜是集体性、累积性的，如同拼凑一幅没有终极边界的拼图，每一块新拼上的部分都扩展了整体，但并不声称完成了整幅图景。

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1942-2024）。

在丹尼特看来，科学家是解谜者的最佳代表。

面对复杂的现象，不是过于仓促地诉诸设计者的伟力，也不是通过赌博平息无法解答终极问题的焦虑，而是着眼于可追求的目标，通过一种“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耐心地将复杂系统拆解开来，理解它的成因、功能和运作机制。

同时，不是过于仓促地寻求目的论的解释，而是自下而上地解释它们如何从先前的状态演化而来，即使这些状态可能是晦暗不明的。

为了完成这些工作，我们需要选择恰当的工具，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试错、选择与调整来开发更好的工具：从数学建模、计算仿真，到思想实验、概念分析，工具的进步往往能揭开以往无法触及的机制层次。

解谜者满足于这样的解释，正如他们满足于人的有限性。

他们不冀求一个“永恒视角”（sub specie aeternitatis），也不尝试将自己提升到宇宙的高度。

他们只追求自己能够获得的答案，并深知这些答案极有可能出错。

但他们绝不会用赌博来决定应该相信什么，这与他们的智识追求相违背。

《自由的进化》 丹尼尔·丹尼特 著 曲娇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9月 天钩与起重机 “天钩”（skyhooks）与“起重机”（cranes）是丹尼特最著名的隐喻之一。

“天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解释方案，诉诸未经解释的设计者、奇迹般的干预或神秘的宇宙力量。

在丹尼特看来，这种懒惰且不负责任的做法极大程度地阻碍了科学的探究。

相反，“起重机”则是自下而上，没有任何超自然的引导和干预，从简单阶段开始解释复杂现象。

围绕自然选择、突变和遗传展开的进化论是一种典型的“起重机”解释。

丹尼特坚定地认为，尽管一些“起重机”的合法性仍然处于激烈的争论中，但它们足以解释心智和生命的起源和所有复杂性，不需要求助于任何“天钩”。

自下而上、向前追溯的“起重机”解释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有意识的觉知这种完全不同于物理行为的活动是如何从后者中涌现出来的？丹尼特建议我们做出这样的反思：在通往无意识状态和物理阶段的下坡路上，我们真的应该在某处停止吗？反思的结论是：演化中存在着真正的连续性，一种达尔文式的“渐进主义”（gradualism），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并不存在某个由物理突变为心理、由物质突变为人类经验的关键节点。

如果所有复杂现象都是通过逐步积累的微小变化而产生的，如果这中间不存在任何断裂或飞跃，我们就不需要一个“天钩”从外部提供心智和生命如何涌现的解释。

丹尼特告诉我们，心智起源于一种“无理解的能力”（competence without comprehension）。

这种能力源自演化过程中的自组织机制，它可以通过模块化协作涌现而生，这种协作并不需要内在理解的参与，甚至不需要意识的伴随。

他在《直觉泵》中举了如下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小布谷鸟将宿主的蛋推出鸟窝、白蚁堆砌城堡般的蚁冢、蝉的繁殖周期以素数为单位、瞪羚的弹跃等等。

他还重新定义了自由意志：从演化的视角来看，自由是一种不断进化的、越来越主动地规避危险的能力。

因此，决定论与意志自由只是演化的不同阶段，它们之间只有程度之别。

除此之外，他还试图阐明，意向性现象和非意向性现象之间没有明确的界线。

他邀请科学家转向更为包容的“意向立场”（intentional stance），不再尝试给出关于“心智解读”（mindreading）的统一标准，而是转向下面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心智的能力可能被如何组织？ 《直觉泵和其他思考工具》 作者: [美] 丹尼尔·丹尼特 译者: 冯文婧 等 湛庐文化｜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8年11月 在进化论的图景中，“天钩”的失效还有另一个原因：“物种”（species）在各种环境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变异”（variation），它们没有固定的本质，物种之间也不存在绝对的区分。

丹尼特在《达尔文的危险思想》中写道，“物种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随着时间而演化，在时间中诞生，可以随时间变化，并可以依次产生新的物种。

”（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London: Penguin, 1995), p. 39.）如果解释的对象始终处于生成、转化与消亡的过程之中，且其未来充满开放的偶然性，如何用一个静态的、先验的“天钩”将其固定并赋予终极意义？丹尼特认为，通过寻找本质来研究事物的方法“呼应着一种渴望：放大到关键时刻，从而以某种方式确定一个门槛，标志着某个物种的第一个成员、真正功能的诞生、生命的起源。

”这种渴望背离了达尔文的基本思想：“所有这些卓越的性质都通过有限的增量逐渐出现。

”（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London: Penguin, 1995), p. 425.） 达尔文的危险思想是：进化论展示了令人惊叹的复杂性如何能从简单、无意识的开端中产生，它侵蚀了所有关于目的和设计者的传统观念。

正因为如此，进化论被丹尼特称为“万能酸”（universal acid）。

在万能酸的作用下，意识活动以及意识活动的产物——一切意义与价值——都可以被“还原”为物理存在，成为物理世界的一部分。

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还原论”的解释引向一幅机械的、冷酷的，甚至令人恐惧的世界图景。

当经验、信仰、道德和美感都被解释为物理过程的附带现象，人的存在好像失去了最重要的根据。

在丹尼特看来，“起重机”解释当然是还原论的。

但他并不认为一种唯物论的世界观与人类所珍视的意义与价值相矛盾，正如生命不会因被理解为分子运动而失去其珍贵，美不会因被分析为神经反应而丧失其震撼。

我们身处于一个物理世界，但这个世界允许我们有心智，感受尊严、自由，以及无处不在的精神性。

将这些意义与价值还原到物理层面并不是贬低了它们，恰恰相反，唯物论或许能够提供比绝对主义形而上学更坚实的基础。

基于这样的确信，丹尼特区分了好的还原论与贪婪的还原论（greedy reductionism）：“前者通常是好的，而后者则不然。

在达尔文理论的背景下，两者的区别很简单：贪婪的还原论者认为一切都可以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得到解释；

好的还原论者认为一切都可以在没有天钩的情况下得到解释。

”（Daniel Dennett, Darwins Dangerous Idea: Evolution and the Meanings of Life(London: Penguin, 1995), p. 81-82.）在他看来，“天钩”解释表面上是在寻找一种高于物理世界的原因，实际上是一种贪婪的还原论，它没有耐心去处理那些极其艰深且重要的问题。

“天钩”解释给出一个答案，寄希望于它是真的，而真正的解谜者拒绝这样的赌博，转向更加严肃且深入的探索。

《意识的解释》 丹尼尔·丹尼特 著 苏德超 等译 新思文化｜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7月 如果想错了呢？ 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回忆录的标题《我一直在想》呼应了丹尼特的哲学宿敌笛卡尔。

笛卡尔将心灵视为思维之物（res cogitans），而在丹尼特看来，心灵并非独立于身体的非物质实体，而是大脑在演化与互动中产生的复杂系统，它的“存在”只是表现为计算、表征、信息处理等功能。

笛卡尔还认为，有一个意识总部，一个让各种观念轮番上演的剧场，而根据丹尼特提出的多重草稿模型（Multiple Drafts Model），大脑是一个并行处理器，各种感官输入在不同区域、不同时间被处理。

在这个模型中，自我并没有固定的位置，它只是“叙事重心的中心”（a center of narrative gravity），一个被讲述的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多个故事。

随着生命经验的不断展开，也随着与他人的分享和交流，关于自我的故事被不断修正。

那么，从丹尼特的视角来看，“我一直在想”意味着什么？首先，“我”不是一个固定的思考者，而是一个动态的叙事焦点，它在无数认知进程的相互竞争与协作中不断漂移。

其次，“一直”并不意味着存在一个从不间断的、统一的意识之流，而是意味着大量并行的叙事草稿之间存在着主题、因果或叙事上的连续性。

最后，“想”并不是一个非物质实体的内在凝视，而是大脑中一系列分布式的计算、模拟、预测和叙事建构。

《我一直在想》英文版书封插图。

如果是这样，“想”的结论一定是从无数认知碎片、情绪痕迹、身体感知与过往叙事中临时浮现出的“最佳版本”。

正因如此，它们是依赖语境的、可错的且可修正的。

丹尼特承认这一点。

在他看来，所有信念，都和宗教信念一样，是演化的产物，脱离具体的生物行为和历史情境来探讨信念没有任何意义。

实在论者相信信念是大脑中真实存在的物理实体，取消的唯物论者认为信念是虚构的，最终会被神经科学所取代。

丹尼特捍卫了一个中间立场——一种温和的实在论：信念是世界中的真实模式，但它们是抽象模式而非具体的物理对象。

这种模式的真实性与科学模型的真实性相同：它以高效且具有预测力的方式描述一个混乱的系统，但应该随着系统的调整而不断被修正，正如科学理论在面对新证据时需要自我更新。

（Daniel Dennett, “Real Pattern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88:1 (1991), pp. 27-51.) 但另一方面，丹尼特又认为可以通过科学探究协调这些相互冲突的观点，在自然主义的框架下获得一幅关于心智和宇宙的统一图景。

他还相信，与物理主义和功能主义相对立的替代理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不融贯的或不可理解的。

丹尼特本能地认为物理世界和自然进程没有问题，需要与之协调的是意向世界，而不是相反。

这里，我们同时看到了一种智识上的谦逊与自大。

丹尼特强调信念的可错性，体现出对智识局限的清醒认知，但他对科学世界观的坚定推崇展现出明显的精英主义立场。

丹尼特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应该采纳科学世界观。

如果所有“立场”（stance）都是一种在世界中寻找客观秩序的解释性策略，那么为什么一种立场能够获得比任何其他立场更多的特权呢？物理立场和生物设计立场对意向立场的“霸权”是从哪里得到的合法性呢？当然，丹尼特有他的理由：科学的解释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的。

并且，如果不坚持科学的首要性，我们会很快滑向泛解释主义：所有科学方法论都是解释，所有客观性都是解释的结果。

如果从一种解释范式转向另一种解释范式时,不存在一个超越历史和脱离语境的标准，这对一个自诩为自然主义者的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深渊。

《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 作者：丹尼尔·丹尼特 湛庐文化｜中国经济出版社 2024年3月 现在，对一个具有科学精神的猜谜者而言，唯一能做的是在坚持科学世界观的同时承认科学的有限性。

他必须接受这样一种悖论：任何简单到足以被理解的系统将不会复杂到足以表现出智能行为，而任何复杂到足以表现出智能行为的系统将会复杂到难以理解。

同样，任何简单到足以被人类理解的宇宙模型，将不足以描述其真实的复杂性；

而任何复杂到足以匹配真实本质的宇宙，其内在规律将永远超越人类的认知疆界。

丹尼特坦然地接受了这样的困境。

这也许并不符合“科学主义者”和“无神论斗士”这样的脸谱化形象。

他在回忆录的结语中写道，“然而，如果我的所谓洞见仅仅产生于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呢？值得铭记的是，同样的情况曾经在宇宙尺度上也发生过。

所以我现在会问自己：‘如果我们错了呢？’我可以把这种怀疑的低喃安全地放在‘后厨’的小火上，任其慢慢酝酿。

”（第437页） 不过，丹尼特的思考中既没有不可知论的倾向，也没有放弃探究的消极姿态。

他的一生完美地示例了这样一种智识态度：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因此要去没有去过的地方探索。

他在《破解咒语》中写道，“如果你能以谦逊好奇的态度去面对世界的复杂性，包括它的辉煌和恐怖，承认无论你看得多深，你都只是触及了表面，你会发现世界中还有世界，发现你从未想象过的美，而你自己那些平凡的烦恼也会缩小到适当的大小，在宏大的事物体系中并不那么重要。

”（Daniel Dennett, Breaking the Spell: Religion as a Natural Phenomenon(New York: Viking, 2006), p. 303.) 这种探索不仅是向外的，还是向内的。

对解谜者而言，最大的谜题也许是正在解谜的心灵自身。

毕竟，能清醒地意识到我尚未理解自己，正是最深刻的理解的开始。

丹尼特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对哲学家做两个概括：任何成为哲学家却从未认真怀疑过将哲学作为人生选择是否明智的人，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

任何从未怀疑过自己是否具有作为哲学家能力的人，都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哲学家。

”（第xvii页）“想”一定会有偏见、盲点和惯性，但真正的解谜者必须不断挑战直觉和视为理所当然的信念，退后一步，反思我们如何思考，而不仅仅是思考什么。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撰文：孙宁；

编辑：李永博；

校对：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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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想史的方式理解《资治通鉴》

但一般读者想把握其中的精义，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它篇幅巨大，从战国三家分晋开始，到宋代建立之前的陈桥兵变，有1300多年历史，共294卷篇幅。

对于《资治通鉴》这样一部经典著作，如果只关注它的表面文字，不探究文字背后的深层涵义，哪怕读得滚瓜烂熟，也不见得会了解这部书。

对于《资治通鉴》，以往大概有三种读法。

第一种，训蒙童的读法。

周一良先生小时候，他父亲给他制定过一份日课，其中就有点读《资治通鉴》的内容。

这样读《资治通鉴》，除了了解历史，主要是通晓句读。

这当然是《资治通鉴》最简单的读法。

第二种读法，也是大部分普通读者的读法，就是通读《资治通鉴》，藉以了解宋朝以前的历史。

读古文的过程很困难，一般读者读《资治通鉴》就是一页页往下翻，再一看中华书局点校本《资治通鉴》，有二十册，就着急。

即便能坚持一天读一卷，读完294卷至少也得294天。

但这样阅读的效果不会太好，看掉第二本就忘了第一本。

除非真能把《资治通鉴》翻来覆去读，否则很难通过这条途径掌握中国古代历史。

想了解中国通史，读《资治通鉴》并不合适，还是选择钱穆的《国史大纲》比较好。

另外，还可以去看清代学者赵翼的《廿二史札记》。

第三种读法，就是通过读《资治通鉴》来做研究。

这是专家们的事情，和多数普通读者没太大关系。

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 本文想谈另一种《资治通鉴》的读法，即用一种思想史的方法来解构、理解《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我们今天给他的头衔是历史学家，而回到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他最重要的身份是政治家。

司马光可以说是北宋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那个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他都参与。

比如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领袖就是司马光。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司马光就写过很多文章，揭示、研究了北宋的社会危机，所以他本身也有改革主张。

司马光所反对的，不是改革本身，而是王安石变法的策略与具体内容。

反对失败后，司马光离开京城开封，来到洛阳，一住就是15年，而这15年就是《资治通鉴》完成的重要时期。

从《资治通鉴》的编修受官方资助开始，到编修完成，前后19年，大部分内容是司马光定居洛阳时完成的。

一位对时事有着深切观察和思考的政治家，在编修历史的时候，难道会像普通历史教师那样仅仅讲述历史吗？这是值得注意的地方。

对《资治通鉴》研究越深，对司马光了解越深刻，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结论：《资治通鉴》没有一个字在讲宋代，但每一个字都在讲宋代。

它对于历史的解读，对兴衰成败的总结，都是指向宋代的现实问题。

司马光在讲自己编修《资治通鉴》的目的时，说“稽古以至治”，这句话的逻辑是，先去总结历史经验，然后找出治理国家的经验和规律。

我们知道，在编修之前，他已经是一个成熟的思想家，所以当我们认真解读《资治通鉴》，会发现，《资治通鉴》体现出来的东西，跟他讲的这句话恰恰相反。

为什么是相反的？司马光在编修前，头脑中已经有一套治理国家的观念。

在这套观念的引导下，司马光再通过《资治通鉴》“稽古”。

所以是他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如何稽古、如何叙述历史，而不是通过稽古，另行总结一套政治观念。

《资治通鉴》的现实指向 先举个简单的例子。

当《资治通鉴》讲到某位重要历史人物出场或退场时，都会用一些篇幅来描述这位人物的特点。

《资治通鉴》说刘备的性格“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

这些表述刘备深沉有大志的正面语言，显然沿袭了《三国志》的文字。

但《三国志》同时说刘备“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这些描写刘备生性奢侈的语言，却被《资治通鉴》删除了。

可以说，《资治通鉴》展现的刘备是不完整的，甚至是歪曲的，不如《三国志》交代得全面。

但《资治通鉴》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必须理解司马光以及那个时代儒者的基本思想。

宋代的儒学思潮，逐渐形成了以道德涵养为一切基础的价值观，司马光是代表人物之一。

对于这些儒学家来说，甚至于皇权最重要的合法性基础也在于道德。

如果一个嗜酒好色之徒都能成大业，何以规劝以后的皇帝恪守道德律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写给皇帝看的教科书，对这个问题就有所考虑，因此删去了刘备喜好声色犬马的文字，仅保留关于他有大志向的描写。

这就是典型的先有观念，后有历史。

而《资治通鉴》对更复杂的一些政治话题，如改革、君臣关系、女人在政治中的作用等话题的讨论，看上去仅仅是在总结历史，其实有很深刻的现实指向。

这就是通过思想史的方法来读《资治通鉴》，它是了解宋代思想状况的一部史料，虽然它没有讲宋代。

再举个复杂些的例子。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在《汉书》里有全文，而在《资治通鉴》中的短了很多。

司马光删减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这和宋代思想背景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

汉代皇帝的权力在原则上是绝对的权力，所以能制约皇帝权力的途径极少，效果也有限，所以汉代儒学也就更强调天人感应。

皇帝是天子，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皇帝有天命，另一方面，皇帝的行为要符合上天的旨意。

也就是说，皇帝不能乱来，一旦乱来就会出现各种自然灾害，灾的本义就是指天火，上天用灾来警告皇帝的失德，如果皇帝不反省，那就是该革命的时候了。

古文中的革命是说上天不再对皇帝有所眷顾了，认为你不是一个合格的代表他来行使权力的人。

所以，革的是天命，要换一个代理者。

这是汉代思想家的想法，《春秋》里对每次日食都有详细记载，因为那是最严重的天谴，太阳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古人认为太阳不见了是非常可怕的事情，每次日食皇帝都要严肃对待、反省。

一旦日食，大臣们就会纷纷给皇帝写奏章，指责皇帝，理由五花八门，或说日食是因为皇帝造了某宫殿，或说因为皇帝轻信小人，不能说的话借这种机会全说出，皇帝是不能处罚任何人的，而是要努力反省改正。

到了宋代，这套不管用了。

因为宋代科学知识积累了很多，历法也很先进了，对天文现象有了很深的认识，有点知识的人都已经知道日食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现象。

汉代的天人感应不再是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这也是历史学在宋代特别发达的原因：因为你得找到另外一套途径来说服皇帝不能胡作非为，光靠天谴说是不行的，所以要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来告诫。

后来人总结宋代的文化史，一般都非常重视理学。

理学成为宋代的文化标签。

宋代学者的对于人性的认识，对于道德修养的要求，在宋代理学的系统中摆在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比如四书《大学》中讲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要正，先修身，才能成为他人的榜样，达到齐家的目的，这项完成后才有可能治国平天下。

这套观念成为宋代政治哲学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宋代人对自然界的认识有了巨大的变化，和汉代人的观念产生了巨大差别。

天人感应在宋代也还讲，但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感到政治哲学的基础必须要有一个彻底的更新，也就是从天人的认识转换到对人自身的认识，除了哲学之外，历史学就是一个重要的途径。

所以对宋明理学的兴起，我不太同意一种看法，即强调其兴起和佛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佛学的逻辑系统严密，思想很深刻，哲学上的认识又是儒学比不上的，所以儒学家很有危机感，儒学中也借用了很多佛学的概念等等。

我认为宋明理学更多是政治变化、人们认识变化的一个结果，而不仅仅是受到佛学的影响。

了解了这样的思想背景，再来看《资治通鉴》如何处理汉儒董仲舒的《天人三策》。

《汉书》里的《天人三策》，开篇就讲天人感应，非常能代表汉代儒学的特点，而司马光偏偏将这段删掉了，《资治通鉴》中的《天人三策》，开篇立意已经和董仲舒的相去甚远。

但妙就妙在《资治通鉴》中《天人三策》的开篇文字，也是《汉书》中《天人三策》原文就有的，司马光删掉了“天人”，留下并突出了“仁义”和“教化”，重点完全不一样了。

仔细对比《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两份《天人三策》，很容易发现，主题由原先的“天人关系”转变成为礼乐教化。

而教化是道德养成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从中也可以看出，《资治通鉴》对于汉代文献的删减、保存，和宋代的思想背景有很紧密的联系。

司马光按照自己的理念来编辑传统文献，决定什么样的文字能够进入《资治通鉴》，什么样的文字不能进入。

所谓“稽古以至治”，其实是司马光以自己的观念来剪裁历史。

《资治通鉴》第291卷讲到五代大名鼎鼎的冯道。

在冯道去世的消息下面，司马光引用了欧阳修对冯道的批评。

司马光和欧阳修之间有龃龉，所以《资治通鉴》很少引用欧阳修的文字，但在这里却全文引用了欧阳修在《新五代史》里对冯道的评论，说明冯道这个人很值得说。

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54年换了五个朝代，十四位皇帝，一朝天子一朝臣，而冯道却是个例外，做过多任皇帝的宰相。

他一生所事四朝(唐、晋、汉、周)十帝(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从唐明宗到周世宗九位皇帝都用他做宰相。

在当时纷乱的政治背景下，无疑是个成功的人物。

不仅五代至宋初对他的评价很高，冯道对自己这一生也显然比较满意。

但到北宋中叶，对冯道的评价完全颠覆了。

以欧阳修和司马光为代表，对冯道历仕各姓君主，毫无“节操”的行为，给予大张挞伐。

冯道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契丹灭晋时，辽太宗耶律德光进入开封，冯道应召到达，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道说：“现在就是佛出世也救不了，只有你皇帝救得。

”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契丹的残暴举措，保全了百姓。

再就是冯道死时家无余财，冯道是河北河间人，他的家乡是汉族和契丹冲突最剧烈的地方，经常有百姓被掳走当奴隶。

他的钱大部分用来赎人和安置。

关于冯道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他自称“忠于国，孝于家”，这在五代时是没有人反对的，但到了宋朝，很多人开始反对他，认为他没有脸自称“忠”，所以五代和宋朝对他的看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为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是五代和宋朝对“国”的看法不同。

五代时，战乱频繁，真正掌握政治核心的都是军阀，而像冯道这样的文人是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的，他所认为的“国”主要是指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只要对得起老百姓，在军阀的“虎狼丛中可立身”，皇帝的轮换他不想左右，也没有能力左右。

宋代的政治结构和五代不同，为了解决政权更迭频繁，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宋代皇帝进行了一系列的举措，非常著名的是“杯酒释兵权”。

宋代能够长久，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人政治、官僚政治代替了军阀政治，使得政治结构趋于稳定。

而欧阳修和司马光这样的文人与皇帝的关系，和冯道与皇帝的关系就不一样了，冯道和皇帝不是共生体，不属于同一个利益集团，虽然很多皇帝要借助于冯道的声望，但冯道并没有处于那个利益核心圈里面。

欧阳修说五代时殉节的都是武将，以此贬低冯道，也说明欧阳修对于那个时代的认识比较肤浅。

因为在军阀政治系统里，皇帝都是靠武夫上位，失败的一方即使不殉节，也活不了。

但文人是游离于政权交替核心之外的，所以，殉节的没有文人。

但宋代是文人统治的社会，皇帝通过文人和官僚管理国家，文人处于政治核心，在司马光和欧阳修们看来，忠于国和忠于君是一体的，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才会反对冯道。

隐形层面中的史料价值 《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分布在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

显性层面是文字本身。

思想史的读法，就是要钩沉它隐性层面的史料价值。

这部书不直接讲宋朝，但却经常指涉宋朝现实。

比如，在第211卷有如下记载：突厥领袖默啜自武则天时就经常骚扰边境，但后来被部下所杀，那位部下拿着默啜的首级找到唐朝军官郝灵荃来换赏钱。

郝灵荃将首级交给朝廷后天天盼着朝廷的嘉奖，但当时宰相宋璟认为，如果郝灵荃得了丰厚的奖赏，就会导致很多边将为了自己的功名富贵，故意挑起边境战事，以杀死少数民族领袖的方式来邀功。

于是拖了一年之久，才给了郝灵荃非常有限的奖赏。

郝灵荃失望恸哭而死。

这段文字后来有很多学者研究。

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方面是做得最好的，他认为司马光的叙述错了。

胡三省说郝灵荃本来就没有什么功，只不过因人成事，捡了个便宜，所以拖延、压低对他的奖赏，并不意味着宋璟有那么长远和深刻的边境问题考虑，宋璟的决定只不过是因为郝灵荃功太小。

其实至于郝灵荃如何获得默啜的首级，司马光有详细的记述，他完全知道郝灵荃没啥功劳，胡三省的批驳并无道理，因为他是用司马光显然知道的事实来反驳司马光。

但司马光为什么还要这么叙述宋璟的想法？这是因为当时宋朝正在积极准备开拓边境，司马光认为发动战争机器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司马光这么说宋璟显然是为了反对新政，劝说宋神宗。

因此，《资治通鉴》里面很多看似讲不通的地方，其实有它的深意。

如果我们抛开思想史的眼光，就会一头雾水，即使读得很熟，也会发现很多漏洞和不能明白的地方。

后人还有专门修订《资治通鉴》的错误的。

但是，如果你用思想史的方法来读，就会发现，很多表象上的“错误”其实背后有它的思想背景，是经过司马光深思熟虑的。

我们以为司马光错了，错的其实是我们。

一定要先知道司马光是一个思想非常深刻的政治家，然后再来考虑他的作品，而不能仅仅将《资治通鉴》当成一部简单的历史著作来阅读。

（姜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