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传》必说到，说到宋江必论及。

而李逵的人生终点则死于自己最仰慕的偶像之手：宋江用御赐的毒酒将李逵毒死。

李逵愚忠于宋江，本是兄弟关系，实属常情。

但宋江临死前拉上李逵垫背，值得推究。

　　在梁山一百零八将里，一贯反对招安的不在少数。

但李逵的性格特征，价值取向迥异于其他“好汉”，使得他表现得更加粗狂：“杀向东京，夺了鸟位。

”

　　“本我”是指个体人格中体现生物本能冲动的部分，与遵循社会理性规范的“超我”人格相对，并将该理论移植于李逵身上便知其奉行的是“快活至上原则”，只图自身“快活”，不顾周遭环境的变化，完全生活在自己设置的“小宇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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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假设宋江接受李逵的建议，杀向东京，夺得鸟位，又会怎样?倘若宋江做了大宋“一把手”，梁山团队势必要面临一系列的转变。

首先，宋江与李逵等一百零七位“好汉”必然面临着从兄弟关系到君臣关系的转变。

意味着大伙将不能再过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随性生活;将不能再，称兄道弟，并时时注重君臣礼节及官场游戏规则;将不能再过上“平分金银”的分配模式，意味着大家将按照官爵高低评定俸禄的多寡。

　　其次，生存模式将面临着从丛林法则到皇权法则的体制性转变。

意味着大伙将依据所赋予权力的多寡而行事，再不能凭拳脚论高低。

而最令人头疼的便是身份的转变，大伙将从过去的造反派逐渐过度到统治阶级。

但以李逵的性格特征和价值取向，是无法接受这一系列的转变。

试想过去左一声“哥哥”，右一声“哥哥”的李逵突然改口称“皇上”，并行一套繁文缛节。

李逵焉能接受?纵使宋江能接纳其行为，其他人最终也会以“莫须有”的罪名弄死“不识时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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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逵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就是“快活”：劫江州法场，不管庶民，见人便砍;生割黄文炳，称“吃我割得快活”;屠杀一家，道“吃我杀得快活”;将照顾的小衙内劈成两半;把狄太公女儿剁成肉酱。

李逵杀人以示效忠，手段极其残忍，不但弃大宋刑律于不顾，更视江湖规矩为儿戏。

可见李逵对宋江的效忠不过是“只讲敌我、不讲是非”的愚忠。

没有逻辑可言，没有情感可表，成为宋江“快活”下的替死鬼：“罢，罢，罢!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

　　说到此，我们可继续设想，倘若宋江做了大宋“一把手”，必然要坐拥的一切：七十二妃，佳丽三千成一堆，过上快乐的“性福生活”。

而李逵这厮很早便抛出“英雄不好色，好色非英雄”的个人口号。

当时“”做了宋江的干妹妹，李逵四处散布流言，并当众奚落宋江，令其尴尬万分。

后来李逵大闹忠义堂，砍倒杏黄旗，与宋江当场翻脸。

面对宋江坐享数千佳丽的特权，以李逵的价值观，必然与宋江在作风问题上划清界限。

而李逵位列梁山座次第二十二位，为步军第五位头领。

一旦李逵封为将军，继续“快活”的话，势必会违反军纪，滥杀无辜，犯上作乱，甚至哗变，宋江自然会罗织诸如“忤逆之罪”将李逵凌迟处死，以绝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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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而蒙冤、忠而受死，古往今来，概莫于此。

《水浒传》里李逵固然单纯，幼稚，率性，可谓“童心未泯”，但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所言，童心并非均会呈现出美好的一面，它同样会露出冰冷的獠牙。

李逵缺少成熟的社会理性规范意识，蛰伏在潜意识里的破坏性本能便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如此一来，儿童虐待小动物取乐的行为同李逵杀人图乐的行径便殊途同归矣。

　　为此，我们不再去追寻李逵背后的性格成因，成长环境，社会阅历等影响因素。

在“性格决定命运”的哲学结论下，单从《水浒传》这部文学巨作来一探李逵的人生模式：李逵至始至终奉行的都是“快活一生”，“快活的生”，“快活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