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崇祯的亲叔叔，最后下场如何？

此时，离京城1700里之外的河南洛阳福王府邸里，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这里上演。

宴会的食材主角是福王和几头梅花鹿，宾客是和他们的农民军兄弟们。

　　熊熊烈焰中，一口巨大的铁锅热气腾腾，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

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梅花鹿在锅中翻腾，突然，一个毛发被剃光的“猪油糕”样的大胖人翻出水面紧紧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

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着，时而窜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

　　这时，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他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快要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李自成无不拍手称快得欣赏着“活物”，马上就可以和他的兄弟们享受这道大餐――“福禄(鹿)宴”中的“福”菜。

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

　　天下没有不恨福王之人，农民军带着无限的恨意把福王嚼的连骨头渣都没剩。

可怜曾经的富庶之地河南，在连年灾害和福王的搜刮之下，民有饿死百万之巨。

明廷七藩封于河南，土地高度集中，贫困人民非死即逃，“黠不逞者遂相率为盗”。

李自成进入河南之始，手下仅有一千左右兵士，势单力薄，几个月便发展到数万人，杀宗室万安王以及各县官员数百人。

　　农民军在河南，最大的目标自然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

此人乃明神宗第三子，是宠妃所生，他差点夺了当时的太子之位。

明末“三案”，追根溯源，皆与此人及其母亲大有关系。

　　明神宗极其偏爱福王，在他结婚时光赏赐就有三十万金，为他盖起了极为奢华的王府，并一次赐田四万余顷，这比一般王制的花费多出十倍之上。

来到洛阳之后，福王肆无忌惮的横征暴敛，侵渔小民，搜刮，坏事做绝。

崇祯即位后，因这位福王是帝室尊属，对他礼敬非常。

　　连年的旱蝗灾难在河南使人民相食，福王不闻不问，依旧大肆敛财，未曾拿出过一颗粮食救济灾民。

崇祯十四年(1641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以大炮(抛石机)攻洛阳，部分守城军民趁月色哗变献城投降，他们实在憎恨福王，不愿意再为他守卫城池，他们甚至为农民军引路一起攻占福王府。

守府的兵丁不战而降。

　　当三百斤的福王从郊外的迎恩寺被抓回的时候，曾经的洛阳百姓又落泪了，而这一次是喜悦的泪水。

这时的朱常洵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威风，跪在李自成面前磕头不止，希望能够饶恕他的性命。

然而福气这一次没有能够再降临，福王成为了人民的口中之食，曾经在百姓身上搜刮到的民脂民膏，循环报应又回到了百姓的腹中。

　　事后，李自成手下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千人人拉车载，数日不绝。

朱瞻基是个明君吗？明朝的宦官之祸该由他背锅吗？

其中有一位帝王人称“蟋蟀天子”，平时最大的爱好竟然是斗蛐蛐，而且更难得的是，他还是位明君。

他就是明宣宗朱瞻基，其在位期间完成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奠定了前期社会的繁荣稳定，其功绩不输于和朱棣。

　　其实朱瞻基即位时的国家并不太平，这主要得怪朱棣留下的烂摊子。

　　朱棣在位期间明帝国南征北战，四次出兵安南，五次亲征漠北，还施行了六下西洋、疏通大运河、迁都北京、营建天寿山陵墓等大工程。

这些工程像大山一样压在了永乐后期并不富裕的国力上，整个国家都喘不过气来。

更要命的是，朱棣还大肆诛杀建文一系的大臣，整个朝堂人人自危，更谈不上治国理政。

　　在这样的情况下，明仁宗朱高炽即位了，他数策并举，努力恢复国家稳定和发展。

国家战略由扩张转为收缩防守，着手解决一系列内政民生问题，且大力安抚旧臣，把朝廷从血腥高压的氛围中解放出来，明朝开始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期。

但可惜的是，这位仁宗47岁便英年早逝，在位时间不到一年。

　　朱瞻基继承的就是这样一个青黄不接的明朝：一方面，安南战乱并未结束，战事仍在消耗国力;另一方面政治制度还没完善，经济也没有完全恢复，财政支出还是紧紧巴巴。

国内还有各路这个定时炸弹威胁皇权，江南重赋问题又急需解决，朱瞻基接手的国家可谓是。

　　在“地狱难度”的开局下，朱瞻基先是拿藩王这个心腹之患开刀，先发制人亲率大军奔赴乐安，平定了皇叔汉王高熙的叛乱。

他又在此基础上来了个，纵容地方卫所抽调各地王府的护卫，削去了藩王的兵力。

同时，朱瞻基对藩王的行为进行了极为严格的规定，使藩王的地位待遇一落千丈。

到了宣德末年(1435)，藩王的军事实力已经差不多被彻底剪除，这样一来，老祖朱元璋设想的藩王拱卫皇权的制度基本。

　　在内政方面，朱瞻基完善了内阁制度，建立了司礼监联合辅政的体制，填补了皇帝和之间上传下达的空隙，臣僚的权利进一步被削弱。

为了更好地监督地方官员，解决地方上贪腐败坏问题，朱瞻基又设立了巡抚制度。

巡抚在地方上一待就是一二十年，他们越过三司直接对皇帝负责，因此后来渐渐成为省级的最高负责人，该制度对明朝的统治产生了重要影响。

　　此外，他对都察院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扩大了御史的权力，使他们可以监察到政务的方方面面;还加强了司法体制，重审了许多疑案，令冤假错案得以昭雪。

在民生方面，针对大运河运粮时消耗大、费时误农的弊端，他改革了漕运，改“支运”为“兑运”，减轻了运户的运费负担。

在制度上，他平衡了南北中不同地区的考生录取比例，让朝廷更好地吸纳各地人才。

　　国防军事上，朱瞻基主要实行安抚议和、缩边防守政策。

由于在安南地区几次战事不利，再加上朝廷的主要防御重点在北方蒙古上，他只好与安南议和，承认其独立。

虽然有损国威，但此举让国家脱离了安南这个战争泥潭，每年节省无数人力物力。

对于北方蒙古，朱瞻基防守安抚两手抓，优厚对待蒙古降将，对待犯边的北蒙人只是驱逐为主，并不主动出击。

柔和的边境政策确实有所成效，其在位期间，明蒙边境维持了相对和平稳定的局势。

　　在稳定的社会治理下，国内政治较为清明，臣民各司其职，经济文化方面相对于永乐时期都得到了较大改观。

结合之前明仁宗的统治，这二朝被并称为“仁宣之治”，是明朝发展的。

但是朱瞻基的改革也留下了不少隐患，比如宦官地位的大幅提高。

朱瞻基确立的内阁制度给予了宦官代行“批红”权，司礼监秉笔可以代表皇帝御笔，权力凌驾于内阁之上。

　　朱瞻基对宦官的宠信导致了其权力空前膨胀，势力伸到了军政的各个方面，宦官恃宠而骄，祸乱纲常，贪暴害民，胡作非为，可是朱瞻基本人对此置之不理。

虽然宦官在朱瞻基在位期间不敢过于放肆，但朱瞻基去世后，由于治国无能，宦官当权。

正统十四年(1449)，瓦剌入侵，英宗听信王振谗言亲征北伐，导致了“”，二十万京师精锐在土木堡失陷。

　　总体来说，朱瞻基是个明君，他革除了前朝的某些弊政，加强了中央集权，让明朝在的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其被动防守的边境政策虽为国家赢得了短暂的和平，在表象下四周邻国却是暗地里蠢蠢欲动。

他在位期间纵容宦官和武将的贪腐，使得边境火器走私严重，大明边境被渗透成了筛子。

再加上给了宦官过大的权力，皇帝一旦怠于政务，司礼监便会趁机窃柄专权。

朱瞻基对宦官的宠信最终酿成了宦官之祸，明代太监擅权可以说是自他而起，“历代奄祸，岂非皆自宣宗造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