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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中外的唐恭陵盗墓大案，追回哪些国宝文物?

　　唐恭陵系唐高宗李治第五子、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墓，俗称太子冢，亦称孝敬皇帝陵，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东北2.5 公里处的景山之巅。

它是我国唐代陵墓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也是中原地区现存唐墓中规模最大和规格最高者，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唐恭陵　　▌死因成谜的太子　　李弘，字宣慈，永徽三年(652年)生于唐长安城感业寺。

永徽六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弘封代王。

永徽七年正月初六，原太子李忠被废，改封梁王，年仅4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正月十七，高宗大赦天下，这一年的年号也由永徽改为显庆。

李弘少小即参与朝政，曾多次受命监国，忠厚仁孝，谦虚谨慎，颇具政治才干，深得高宗和大臣们的喜爱。

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随唐高宗、武则天游幸东都洛阳时暴薨，年仅24岁。

关于李弘之死，史料记载说法不一，有说是被武则天毒死的，也有说是因病暴亡的。

究竟真相如何，后人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李弘之死，高宗万分悲痛，并且诏令天下，追封他为孝敬皇帝，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于偃师景山，是为恭陵，还亲自为其制《睿德纪文》，书之于石，立在陵前。

　　据《新唐书》等史料记载，上元元年(674年)十一月，唐高宗和武则天驾临神都洛阳，李弘奉诏纳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皇太子妃。

李弘死后，年纪轻轻的太子妃青灯孤守，忧惧缠身，次年就与世长辞，追寻李弘而去了，9年后追谥哀皇后陪葬恭陵。

其墓室极尽奢华，随葬品甚多，国宝蓝釉灯等文物珍品就深藏于这座大墓之中。

　　唐恭陵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整个陵区面积31万余平方米。

陵园坐北朝南，平面为正方形，长、宽均为440米。

陵园四周原有神墙、神门和角楼建筑，现遗留门阙台基及角阙基址。

恭陵地面现存19件石刻，雕工精细造型生动，堪称唐代石刻艺术瑰宝。

灵台封土夯筑，高耸于陵园中部，平面呈长方形覆斗状，高22米。

在其东北方向50米处，有一方锥形土冢，残高13米，俗称娘娘冢，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

　　▌盗墓大案侦破始末　　1998年春节期间，一群丧心病狂的盗墓贼趁夜深人静之时闯入唐恭陵陵园，用炸药将哀皇后陵寝墓道炸开，从一个壁龛中盗出珍贵文物60余件。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

所幸案件很快破获，文物悉数追回，主要案犯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1998年2月15日上午，唐恭陵文物保护员在巡查时发现了哀皇后墓前深深的盗洞，215大案迅速逐级上报，很快惊动了国务院，从而使此案得以迅速侦破。

在被盗掘的文物中，有一盏蓝釉灯十分珍罕。

主犯张某挖出这件宝贝后就将其藏在怀里，没事的时候经常拿出来把玩。

后来大部分文物倒卖到了北京、天津，只有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卖给了香港的翟某。

随着案件侦破的进展，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和天津追回的消息也传到了远在香港的翟某耳中。

翟某自知案件重大，涉案文物非一般文物可比，遂派人四处活动，甚至远渡重洋，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

最后，翟某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将国宝蓝釉灯送往北京。

　　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侦破后，追回哀皇后墓中被盗的61件国宝，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进行鉴定。

看着这些文物，专家们不由地惊呼起来：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此后，文物部门又在被盗场地抢救清理出土文物189件。

这250件文物中，有蓝釉、红釉、黄釉、绿釉、白釉、三彩、彩绘、鎏金等各色陶瓷器，精美绝伦，皇家风范，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初唐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其中，釉陶器物尤为重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蓝釉烛台 高33.6厘米 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实物为唐恭陵仅见，被《国宝档案》收录。

　　张某挖出后就藏在怀里的那件宝贝，就是后来进入《国宝档案》的蓝釉烛台，通高33.6厘米。

其分三个部分，灯盏、灯柱、灯座。

上为灯盏，小盘中心为杯形。

下面灯座呈高足豆状，大盘微弧，圈足外撇。

中间承以管状灯柱，与上盏下座连为一体。

通体施蓝釉，圈足内壁无釉，白色陶胎。

蓝釉灯以前只见于记载，从未见过实物。

它以华美、稀罕而入选为御用随葬明器，供皇陵之用，属于高档陪葬器物。

其造型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高贵雅致，是蓝彩器中的上乘之作。

　　▌墓中珍宝　　此外，这批缴获和清理出土的其他釉陶也各有特点，主要为蓝、红、绿、白四种单色釉。

　　红釉双龙尊　　红釉双龙尊 通高32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7.7厘米。

盘口外侈，卷沿，圆唇，细长颈，微束腰，肩及上腹部圆鼓而丰满，下腹部渐内收，平底内凹。

自口沿至肩部饰有对称的双龙形柄，龙首口衔尊沿，龙尾搭在尊肩。

通体红釉，不及底部，露出白胎。

双龙尊的造型可能脱胎于隋代的双龙耳联腹尊，唐时定型，并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酒器品类。

其出现在随葬品中，则标志着墓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和地位。

唐代以后，双龙尊被大量出现的酒注子所取代。

　　蓝釉长颈瓶　　唐恭陵出土的蓝釉长颈瓶 高25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8.6厘米。

喇叭形口，沿略翻卷，圆唇，长颈束腰，丰肩鼓腹，矮圈足微侈。

器身施蓝釉，底部露胎。

瓶口卷沿上留有3个小圆形支钉烧造痕迹。

这种形状的长颈瓶是唐代较为典型的流行样式，具有一定的西亚风格，其材质既有供上流社会使用的金银器，也有供皇室贵族陪葬用的三彩器。

此器造型简练秀美，是唐代釉陶中的精品，代表了唐代的艺术风格。

　　绿釉盘口壶　　恭陵出土的唐代绿釉盘口壶(唾壶)高 17.1 厘米，口径 9.3 厘米，底径 11 厘米。

盘口微侈，卷沿圆唇，短颈略束，溜肩，下腹鼓大，矮圈足，大平底。

壶口内有3个细长条状的小支钉烧痕。

器施绿釉至圈足，底足露出白色陶胎。

这件盘口壶肩部无系，造型独特，丰满大方，符合唐代雍容华贵的风格。

　　进入唐代以后，瓷器、漆器、玉器、珐琅等多种葫芦瓶纷纷出现，器形变化多端，工艺精美。

如恭陵的红釉葫芦瓶，高22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7厘米。

小口内敛，圆唇，短束颈，丰肩，深鼓腹下渐收，小平底。

体施红釉，底露白胎。

这件葫芦瓶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与当时崇尚祥瑞的观念相一致。

　　红釉葫芦瓶　　绿釉盂　　恭陵出土的绿釉盂形体较大，高13厘米，口径10厘米。

敛口，方唇，鼓腹，圜底。

体施绿釉，不及底部。

此器浑圆饱满，釉色莹润，属于典型的唐代器形。

　　蓝釉盆　　恭陵蓝釉盆高12厘米，口径27厘米，底径13.5厘米。

侈口，折沿，圆唇，弧腹，平底。

腹部有凹弦纹两周。

内外壁均施蓝釉，内釉至底，外釉不到底部，露出白色陶胎。

盆内的3个支钉痕迹是研究其烧造方法的重要依据。

　　红釉盖罐　　恭陵出土的红釉盖罐通高32.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11.5厘米。

侈口，卷沿，圆唇，短颈微束，丰肩，鼓腹下收，平底。

上承覆碟形盖，盖顶置宝珠钮。

器身与盖均施红釉，不甚及底，有露胎现象。

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的作用有关，同时亦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

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

这件红釉盖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香炉历史久远，是由熏炉演变而来，无论作为礼器还是焚香用具，都蕴涵了神圣的意味。

烹茶、焚香、挂画、插花，是古代文人的四大雅好，有人把置炉、玩炉、焚香当作一种时尚，一些精致的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雅士的把玩之物，因此，香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不仅登上了文人的几案，而且出现在帝王的内廷。

三足炉是唐代陶瓷器中常见的器型，其造型仿自当时的金银器，以唐三彩较为多见，此外还有白釉、黑釉、蓝釉等品种。

　　蓝釉三足炉　　恭陵蓝釉三足炉高约17厘米，口径13厘米。

口沿外卷，束颈较短，圆鼓腹，圜状底，腹下部有3个外撇的兽蹄形足。

器施蓝釉，底足露胎。

其造型颇具大唐盛行之风，圆润大气，端庄优美，有一种幽雅、神圣之感。

　　恭陵釉陶除了多为上述各种单色釉外，尚有几件三彩器皿，主要为豆和注子。

如三彩豆，高6.6厘米，敞口，折沿，圆唇，弧腹，喇叭形圈足。

腹部及口沿外壁均交错施以黄、绿、白三色彩釉，并相间熔融为彩色花斑。

足部无釉，露出白色陶胎。

　　唐恭陵出土的这批皇家御用釉陶精致华美，亮丽如新，进一步证明了唐代蓝釉器对后世青花瓷的深远影响，具有一定的民族艺术倾向，体现了一种特有的民族意识，在世界陶瓷工艺史上散发出浓郁的民族工艺芳香。

《山海经》到底是谁写的？这本书原本的作用是什么？

　　一本书构建一个场景，以供书中的人物活动，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有些作者，诸如，能通过极其细致的描绘，刻画出一个引人入胜的贾府;诸如南派三叔，能通过巧妙的安排，搭建起数个精巧如迷宫的古墓;诸如乔治・R・R・马丁，能通过恰当的串联，创造出一个虚幻的世界。

但却难有一本书能精确到一草一木，亲自雕刻无数角色，重新构建一个体系，最终打造一个似有似无而又影响后代数千年的世界。

　　这个如"创世者"一般的人，我们不清楚他到底是谁，也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

但"他"留下的这个世界，却在几千年以来都不断被人们探寻和称道。

这个世界便是――《》。

　　《山海经》，看名字像是写"山"和"海"的"经"。

确实，《山海经》中《南山经》、《海内西经》这样的章节划分看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但《南山经》章尾言，"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

" 《五臧山经》章尾言，"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

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

"所以《山海经》的"经"，理解为经历的"经"，或许比理解为经典的"经"或经纬的"经"更恰当。

　　不过从第六章，也就是"海外"部分起，书中用的就是"曰"，而不再有"经"、"志"或"道里"这样的用词。

这说明在这些章节之中，人们写下的不再是亲身经历，而是以传闻等二手资料为主。

而"海内"和"大荒"这两部分，考察和传闻兼有。

所以整部《山海经》，大体可分为"调查写实、口碑见闻、传言散记"三种情况。

　　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山海经》记述了山形地貌、物产气候、鬼神祭祀等等。

如今有关其内容的研究，涉及动物、植物、中医药、神仙体系、祭祀、民俗，甚至图案及其运用。

但几千年前古人写作这本书，初衷可不是为了这些。

　　先秦的帝王多有"望秩于山川"的思想，也就是通过依次序望祭一方的，以祈求上天保佑国泰民安，百年。

人们写作《山海经》，最初的目的极有可能就是去更好的了解山川自然，以祈求平安和丰收。

也就是说，《山海经》是帝王对"望秩于山川"的具体实践。

　　《山海经》前五卷被合称为"五臧山经"，这里的"五臧"即为"五藏"，也就是指各地的物产和蕴藏的自然资源。

《中山经》章尾言，"禹曰："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

言其五臧……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也正好证实了写作《山海经》是为了便利人们增长对于自然的认识和优化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以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

　　所以本着这样的初衷，《山海经》的写作者应当和先秦的统治阶级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西汉经学家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甚至说："禹乘四载，随山刊本，定高山大川……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

　　虽然通过刘歆的表或《山海经》的内容，我们无法确定谁是第一个动笔写作《山海经》的人，但可以推断出此书初稿的成书时间应该就是大禹时期。

　　到了殷商时，商人极有可能对《山海经》做了增补。

《山海经》中的《大荒东经》一改《山海经》从西南开始写的习惯，改从东写。

而这点与殷商人尚东正好契合。

　　且《大荒东经》写到的"四方风"和"四方神"也同样出现在了殷商的中。

至于它提及的，也是颇受商人推崇的。

不过这些内容究竟是出自谁人之手，我们还是没法得出具体的答案。

　　而纵览《山海经》全文，我们还可以发现很多周代的痕迹。

书中所采用的时令与西用的时令如出一辙，描写的祭祀和礼仪与周代的祭祀相似，《海外南经》里还有关于周文王的事迹……所以可以推断，《山海经》在周代也得到了增补和修订。

　　至于此时又是谁来执笔呢?诸如大司徒等"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的官吏最有可能。

　　秦汉及以后，《山海经》已基本定型，学者大多只是对其进行订正和编修。

　　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写法看，《山海经》都是当之无愧的"奇书"。

而作为一本闻名中华文化圈的"奇书"，《山海经》之中藏的秘密实在是太多。

这样的一份宝藏，凝结的远非一两个学者的思想，而是中华民族世代的智慧。

它不是一天就写作好的，正如我们的民族和璀璨的文化也不是顷刻间就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