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南北朝，顾名思义，天下成南北分治之势，其正统有二。

而我们都知道南京被称为“六朝古都”，此六朝为东吴、东晋、宋、齐、梁、陈，皆定都於今南京城(东吴称建邺，时为避之讳而改称建康)。

而此六朝，皆偏居江南之地，在时间上几乎连贯在一起，且东晋与南朝宋之间还存在明确的承袭关系。

那为何南北朝以南朝宋为开端，却不以东晋或东吴为开端呢? 其实，这牵涉到“正统”之争问题。

在儒家的天下观念之中，“天无二日、民无二主”。

故而，天下便只能有一个正统。

而谁据有了“正统”名分，则意味着其在政治上就容易获得支持。

如东晋时期，丞相与符坚之弟符融劝导勿征伐东晋的理由，就是东晋虽僻处江南，但是为华夏正统，人心向晋，不宜征讨。

而苻坚执意伐晋，很大方面的原因也是必欲灭东晋而心安。

因此，每遇天下动乱分裂之际，“正统之争”便会成为各方势力争执的焦点。

而历史上最有名的“正统之争”，当属蜀汉与曹魏的正统之争。

在《出师表》中即言道：、王业不偏安。

但自魏晋到北宋的官方(如司马光等主编的《》)都是以曹魏为正统，而将蜀汉视为地方割据政权。

但宋室南渡之后，因与蜀汉的境遇同病相怜，故理学家等主张以“血统”而论正统，蜀汉正统论便又开始抬头(匈奴的汉赵政权，亦曾以蜀汉为正朔，而祀、，但影响力较小)。

自明以后，影响力甚广的小说《演义》也是奉蜀汉为正朔，也使“奸臣”的形象深入人心。

尽管蜀汉与曹魏的正统之争，较为激烈。

但史学界的主流还是以曹魏为正统，汉魏晋宋齐梁陈之间是有明确的禅让程序的。

如果否认了汉魏禅让的合法性，则从根源上，晋宋齐梁陈亦不得为正统，而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而到陈朝时，陈最终为隋所并，汉魏晋宋齐梁陈这一脉帝系传承便断绝。

故而，正统便只能归於隋，但的帝系又是从那里禅让得来的。

而肯定了隋的正统，就意味着不能否定北周的正统，肯定了北周就不能否定，肯定西魏就不能否定北魏。

从北魏到西魏到北周到隋唐再到后梁，也是有明确的禅让程序的，为另一支脉的帝系传承。

出於相似的原因，北魏到到，这一小支脉的帝系传承也获得了承认。

而在南北朝时期，双方是互不承认的，南朝修史书，称北朝为“索虏”，列为“索虏传”。

北朝修史书，谓南朝为“岛夷”，列为“岛夷传”。

而北魏(其时，尚未融合於华夏)与华朝正式形成南北对峙之势，为439年魏太武帝拓跋焘灭掉北凉，完成了北方的统一。

此时，南朝宋已建国19年，而南北朝都获承认，原本就是不得已才为之，故南朝以南朝宋为开端，而不以东晋或东吴为开端。

而北朝则追溯到386年，道武帝自称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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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

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是矫枉过正之举

这一政策通过制度设计限制武将权力、提升文官地位，虽避免了武将叛乱、结束了乱世，但也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形成“弱宋”局面。

以下从历史背景、政策表现、影响及启示展开分析：一、历史背景：五代十国的“重武轻文”教训五代十国（907-979年）是中国历史上武将专权、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

短短72年间，中原地区更替了五个朝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周边存在十余个割据政权。

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是：武将篡位成风：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武将通过兵变夺取政权成为常态。

例如，后唐庄宗李存勖、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汉高祖刘知远等均以武将身份建立政权。

文官地位低下：武将掌握军政大权，文官系统被边缘化，甚至出现“重武轻文”的极端现象。

例如，后晋时期“文臣皆奴仆，武将皆主君”。

政权短命：五代十国中，中原五代平均存续时间仅15年，最短的后汉仅4年即灭亡。

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本人即通过“陈桥兵变”篡夺后周政权，深知武将专权的危害。

因此，宋朝建立后，统治者以五代十国的教训为鉴，通过制度设计彻底扭转“重武轻文”的局面。

二、宋朝“重文轻武”的具体表现宋朝通过以下措施限制武将权力、提升文官地位：军事制度：“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通过和平手段解除武将兵权，将禁军统兵权分割为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但调兵权归枢密院，形成“兵权三分”的格局，防止武将专权。

“更戍法”：定期轮换驻军，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避免武将长期控制军队。

文官统兵：以文官担任枢密使、转运使等要职，甚至直接统领地方军队，削弱武将的军事指挥权。

科举制度：扩大科举取士规模，宋代科举录取人数是唐代的5倍以上，文官群体迅速壮大。

提高科举地位，官员晋升以科举出身为主，形成“以文制武”的官僚体系。

文化政策：推崇儒学，重修《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强化文治形象。

鼓励文人议政，文官在政策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武将极少参与核心决策。

三、政策影响：从“矫枉过正”到“得不偿失”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在短期内实现了政权稳定，但长期来看导致军事弱势，形成“弱宋”局面。

积极影响：结束乱世：宋朝通过限制武将权力，避免了五代十国式的频繁兵变，成为历史上少有的长期稳定政权（北宋存续167年，南宋存续152年）。

文化繁荣：文官主导的政权推动了科技、文学、艺术的发展，宋朝在科技（活字印刷、指南针）、文学（宋词）、艺术（山水画）等领域达到巅峰。

社会稳定：文官体系注重法治与民生，宋朝社会相对安定，经济繁荣，城市化水平较高。

消极影响：军事弱势：武将权力被过度限制，导致军队战斗力下降。

宋朝在与辽、金、西夏的战争中屡屡失利，被迫签订“澶渊之盟”“绍兴和议”等屈辱条约，支付大量岁币。

“三冗”问题：重文轻武导致官僚机构臃肿（冗官）、军队规模庞大但效率低下（冗兵）、财政负担沉重（冗费），最终引发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

边疆压力：宋朝因军事弱势，无法彻底收复燕云十六州等战略要地，北方边境长期面临辽、金威胁，最终导致北宋灭亡。

四、历史启示：借鉴前人需避免矫枉过正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揭示了一个历史规律：借鉴前人经验时，需平衡利弊，避免极端化。

五代十国的“重武轻文”导致政权动荡，宋朝的“重文轻武”虽稳定了内部，却削弱了外部防御能力。

这一教训对后世影响深远：明清两代：明朝在制度设计上借鉴宋朝，但更注重文武平衡，例如设立“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分权制衡；

清朝则通过“八旗制度”和“绿营兵”维持军事力量，同时保留文官体系。

现代治理：宋朝的教训提醒现代国家，在制度设计中需平衡权力分配，避免单一集团（如军事、文官、资本）过度垄断资源，否则可能导致系统性风险。

宋朝的“重文轻武”是五代十国历史教训的产物，其本质是统治者通过极端手段纠正前朝弊端。

这一政策虽实现了政权稳定与文化繁荣，但也因军事弱势导致“弱宋”局面。

历史表明，借鉴前人经验需理性客观，避免矫枉过正，否则可能成为新的前车之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