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产兴业中推行的机构有多少 其最后的结果有什么意义

明治政府于1870年12月设立工部省，负责经营管理从旧幕藩接收的、除军工企业外的一批工厂、矿山。

工部省开始实施殖产兴业，主要从事改造、扩大矿山，建筑铁路，经营电信、造船、制铁等事业，但对民间制造业很少予以关注。

岩仓使节团的欧美考察，使明治官员们深切地感受到，兴办近代企业是国家富强的根本之道。

考察团回国后，政府根据大久保的建议，1873年11月设立内务省，原属大藏、司法、工部省的劝业、警保等机构划归内务省。

大久保任内务卿，主管劝业和治安这两件最重要的大事。

大藏卿大隈重信和工部卿作为左右手，协助大久保推进殖产兴业。

1874年，大久保提出了关于殖产兴业的建议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大凡国之强弱，决定于人民之贫富;人民之贫富，则有赖于物产之多寡;而物产之多寡，又在于人民是否勤勉于工业。

但寻其根源，无不依靠政府官员诱导奖励之力。

”把政府发挥积极作用视为殖产兴业、国家富强的关键，而政府的作用又主要在于引导、鼓励人民殖产兴业。

起初，民间尚缺乏投资能力和投资信心，新旧企业仍以官营为主，但内务省的目的始终在于引导、推动私人投资。

1875年，大久保又提出“明确本省事业之目的”的建议书，要求内务省“不作外表之虚饰”，“专在厚殖民产，振兴民业”。

扶植三菱是明治政府扶植私人资本的典型事例。

三菱创始人岩崎弥太郎(1834—1885年)是土佐藩的下级武士，凭借结交权势人物和善于经营，在明治初年的大变动中，以经营海运起家。

他的商号1873年改称三菱商店，后又称三菱轮船会社，在竞争中压倒了半官半民的邮政轮船会社。

1874年，三菱为出兵台湾从事军事运输，深受政府青睐。

当时海上航运是物资运输的主要途径，但沿岸海运和外贸海运均被外国公司所垄断，这也加剧了日本的国际收支赤字。

海运还与军事关系重大。

日本政府很重视发展海运业，夺回海运控制权。

为出兵台湾，政府曾购买13艘轮船给三菱使用。

1875年，根据大久保的建议，将这批船只拨归三菱所有，又将倒闭的邮政轮船会社的15艘轮船无偿交给三菱，还决定在15年内每年拨给三菱25万日元的经营补助费，并命令三菱开辟上海航线。

此时，三菱有轮船3艘，一跃而为日本的“海运之王”。

在政府的有力支持下，三菱大幅度降低票价和运费与美、英轮船公司展开不顾血本的竞争。

如三菱把横滨与长崎间的上等船票从30日元降到8日元，三菱到上海航线的4艘轮船因降价而一个月亏损2万日元。

如此竞争很快迫使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退出，三菱获得政府的低息贷款81万美元，兼并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上海航线及4艘轮船。

接着又经过半年竞争，迫使大英轮船公司退出横滨至上海的航线。

三菱还开辟了至中国牛庄(在今辽宁省内)至朝鲜釜山的航线。

在国内的沿岸航线上，外国船舶几乎全被排斥。

1877年西战争中，三菱为政府军承担军事运输，获利122万日元。

至此，三菱拥有船舶61艘，职工2100多人。

支持三菱仅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总的来说，政府致力于鼓励、帮助民间投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当然，由于缺乏经验，有的措施几乎没有成效。

70年代，有效的措施主要为以下几项：一是开办“模范工厂”，进行示范，提供经验，为民间工厂培训工人。

这一工作主要由内务省进行，设立了缫丝、纺纱、毛织、制糖等工厂，富冈缫丝所、爱知纺纱所的作用较为显著。

二是进行财政补助。

政府从正常财政支出、财政准备金和起业公债中提取一部分，补助民间企业。

此外，对工商业主要征收以酒税为主的消费税，1887年7月前免征所得税，1897年前免征营业税，这也是一项重大财政支持。

三是广设国立银行，拓宽融资渠道。

国立银行由私人出资，按国家的相关法律成立，起初仅4家。

1879年国立银行激增至153家。

1876-1880年，政府纸币流通额增加近2000万日元，而银行券流通额却增加了3200多万日元，融资渠道大为拓宽。

不过，殖产兴业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问题。

一是通货膨胀，金融不稳。

国家财政、殖产兴业资金靠大量发行政府纸币、银行券来支撑，而两者均不能兑换硬通货。

这就导致币值下跌，物价上涨，商业投机盛行，金银继续大量外流。

这归根到底不利于殖产兴业，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

二是官营企业经营不善，除矿山、铁路、电讯、军工企业外，几乎都陷于亏损状态，成为财政负担。

而且，官营企业的存在，不可避免地会在原料采购、产品出售等方面与民争利，不利于殖产兴业的进一步发展。

这遭到民间、舆论界的批评，政府也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

1878年5月，大久保与一位官员谈话，把维新事业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初创时期，第三期为守成时期，而明治十年至二十年(1877—1887年)为第二期，“该期乃最重要之时期，整顿内治，繁殖民产，皆在此期，利通虽不才，决心充分尽内务之责”。

大久保始终念念不忘“繁殖民产”，可是他的话音刚落，却不幸在前往官署的路上被反动士族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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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最早被人们发现是1929年，但真正让人知晓是上世纪80年代：大批珍贵文物出土，叹为观止，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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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　　上世纪80年代以前，学界占主导地位思想的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在黄河流域，，但是，随着长江流域包括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主要遗址发现，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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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后来成了学术界共识。

　　在三星堆的出土文物中，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显示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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