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历史学者周振鹤曾在《假如齐国统一了天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反历史假设：如果战国末年不是秦国而是齐国统一中国，那可能带来一种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

与当时的中原各国相比，齐国无疑是个异类，但就国力而言却是个强大的异类：在中，是最先称霸的，战国时任用，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之战中大败骄横的魏军，“于是齐最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田敬仲完世家》)。

在很长时间里，齐国一直是东方国力最盛的国家之一，周振鹤据此认为：“秦的统一固然有其必然性，但是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魏、齐、楚都曾经强盛一时，尤其是齐国，始终是秦实行统一的最大障碍”，他假想如果在统一天下的进程中是齐国占上风，那么“似乎可以说，中国走另一条道路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这当然不失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假设，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齐国的这种社会制度并不能帮助它在战国晚期诸国激烈竞争的局面中胜出，由它来统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上可说是不存在的。

打造战争机器 自西周初年姜太公在东方创建齐国，被授权专征不守王命之方国，这一专征大权遂成为日后齐国开疆拓地的合法根据，故西汉末年《说苑》称“鲁有王迹者仁厚也，齐有霸迹者武功也。

”在直至战国中期的数百年里，齐国作为东方大国很少受到能威胁到其存亡的强敌进迫，战败也很少被逼到首都被围乃至迁都，既然足以应对国外挑战，那恐怕也就不会被倒逼改革。

“”之举恐怕更多是着眼于消除不稳定因素，重建国内政治秩序的需要。

但如果要统一天下，那么战国时代的政治演进已表明一个残酷的现实：无论士人如何设想理想的“天下”，最终要“定于一”，事实上还是得打造一部高效的战争机器。

此时的战争形态与春秋时贵族武士之间那种谨遵礼制的车战已大为不同，而需要国家力量、资源的总动员化，但齐国的军队组织却甚难适应这一挑战而及时转变。

在齐国，有一点乍看起来相当矛盾：中国军事史上公认的两部伟大军事理论著作《兵法》、《孙膑兵法》的作者都是齐人，但齐军的整体战斗力在同时代人中的评价却不高。

孙膑时便曾明白承认：“彼三晋之兵索悍勇而轻齐，齐号为怯。

”到战国末年，荀子作为三次出任齐国稷下学宫祭酒的大学者，对齐军理应知之甚多，但他对齐军的评价却极低，认为是“亡国之兵”，因为齐军过分推崇个人技能、在意物质奖励，遇到弱小的敌人还能有用，遇到大事强敌就涣散了。

在他眼里，秦军战斗力最强，魏军次之，齐军最差;但讲兵法的水平，正好相反，齐国最发达，三晋次之，秦又次之，兵学自东往西传。

荀子所描述的齐军，在某种程度上仍遗留着两三百年前田开疆等三士那种对个人英雄主义的推崇，整体协同作战则较差，这一的单兵作战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

这一民风顽强地保留下来，直至西汉初年，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仍然评价说，齐国风俗“怯于众斗，勇于持刺”，也即对群体性搏斗消极，而对单兵较量却非常勇猛，这与齐人好武、尚功利的特质是密不可分的，等政治家的传统治国思路也注重对人的私欲因势利导，主应人的私欲才能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结果这在促进“民富”的同时，也使齐军将士的个人英雄主义更为功利。

直至西汉时，龚遂为渤海太守，仍发现“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以至于这位循吏花了很大力气“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见到“民有带持刀剑者，使，卖刀买犊”。

也正因此，齐国被迫在军事理论、尤其是军事谋略上入手来弥补其整体战斗力不强的弱点，这便促成了孙子这样的兵法家兴起。

张华松在《齐长城》一书中指出：“齐国对外战争败多胜少，但发达的工商文化以及其他种种的背景和因素又使得齐国的兵家文化独领风骚，先秦时代的著名军事理论家和兵书战策也就大多出自齐国。

以和孙膑为代表的齐国兵家，其兵法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他们所强调的首先是防御，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通过‘伐谋’、‘伐交’的手段而制敌取胜。

” 此种注重单兵格斗技能的军队，在面对与较弱敌人决战时往往表现尚可，其最大的弱点恰恰是难以适应战国中后期那种旷日持久的惨烈集团作战。

虽然注重谋略，但同样强调军纪(故有“”、杀人立威之举)，那恐怕是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约前545-约前470)正处于“二桃杀三士”之后那种弱化个人作战技能而强调高度纪律约束的新作战模式。

个人的英勇在春秋时代的车战中尚有发挥余地，但公元前541年，晋国大夫打造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步兵方阵。

魏国在战国初年称霸一时，恐怕依靠的就是这种步兵作战中高强度的军纪(荀子称赞魏国武卒能负重带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这没有极强的军纪约束是不可能的)。

这种军事模式由晋国开创，推动社会结构性调整为中央集权制，因而三晋在战国时代法家和纵横家最为发达，主要法家人物和法家著作基本上都出自三晋。

军事史学者李硕认为，自春秋末年步兵成为战场主力兵种之后,“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则是列成密集的队形，与敌军进行面对面的砍杀肉搏”，到战国时代，中原各国均已确立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统帅对士兵拥有绝对权威，可以命令士兵们投入哪怕是必死的肉搏作战。

”相比起来，的匈奴人则从不与中原军队主力进行硬碰硬的正面大规模决战，也从未进行对城池、堡垒的大规模攻坚战，这与匈奴游牧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直接关系，因为匈奴单于并不是能驱使战士投入这种决死战斗的绝对君主。

反过来，当时名将虽然个人骑射技能极高，但他之所以在对匈奴多次作战中未立大功，反而几度覆军败绩，正是由于他作战依靠个人英勇而非严整的军令纪律。

直到末年骑兵成为作战主力后，才再度出现一个主将亲自披甲上阵、与敌军肉搏血战的英雄时代。

在战国时代那种步兵密集阵型长期作战的模式下，齐军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了。

这道理不妨以足球运动为例，曾任中国男足国家队外籍主教练的霍顿说过：“中国球员并不缺乏技术和体能，缺的是整体意识。

足球是集体项目，整体不行就消耗了技术和体能。

”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首次进入32强，结果三战皆负，净输9球而未进一球，在观看中国队0:3败给土耳其队后，亚足联秘书长维拉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但中国队的队员们显然不喜欢依靠集体的力量，场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单打独斗，并最终丢了球。

” 这在作战中也一样，古罗马时代的日耳曼战士虽然悍勇，但他们缺乏纪律、各自为战，最终还是抵挡不过罗马军团。

由于中国时代对军阵的相关记载较少，罗马军团可以发我们这种步兵作战模式的特点：其关键在于纪律约束之下的强大作战耐力，因为“罗马的军事体制能够让其部队的基础构成天生具有一种可替换性，因而更易于混合与匹配”，其结果，就算前方士兵倒下，后方的多行阵列也能像输送带一样进行更替，因而“这种布阵在遭受正面进攻时几乎不会被击败，从而令军队得以稳步推进”。

战国后期的秦军也是，其战斗力不是来自出众的单兵技能，而是“秦兵耐苦战”，坚忍顽强，稳扎稳打的作战意味着依靠消耗和逐步推进，当军队不存在重大武器差距时，战阵的人数与耐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各自为战的武士很难与这样的战争机器对抗。

这一战争机器需要社会结构的整体改造，因为这意味着与社会制度之间构成一个功能性的相互联结的复合体才有可能。

如我们所知，在古希腊城邦和古罗马共和制下，也能产生这样纪律严密的步兵方阵，但在中国当时，唯一能锻造这一战争机器却只有郡县制之下贯彻国君意志的军国主义国家。

因为战国时代以步兵为核心的新军队，是以社会的全面征兵为基础的，这就不能像春秋时那样还把军事作为一小部分贵族武士的专属事务;其次，如何训练这些应征的农民士兵，使其遵守纪律，也是当时政治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都促使战国时代的政治家们持续关注“民”——与此前的“士”和“国人”凭借血缘性结合的共同体不同，在封建解体之后，人力的动员机制主要是依靠郡县乡里的行政系统来发挥作用的。

按杜正胜在《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一书中的论述，郡县制正是在离都邑较远的新辟领土上开始萌生的，“秦汉统一政府的地方行政系统可能是从封建时代天子或诸侯直辖地的行政组织蜕变而来”，到后来则将逐渐没落的封建世族采邑逐渐纳入中央权力管辖之下，隶属于中央设置的县，“国都以外的乡大概从春秋中晚期到战国逐渐完成，城邦意义的‘国’被县取代”，“县”的本义就是“悬系”，指其地与中央政府直接统治之地区不相接壤，如以线系于国都。

战争越剧烈，内外新并的土地越多，则国君直领的县也越普遍;而郡或是特殊的大县城，多从边疆军事区设起。

春秋以前零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景观，至此被逐渐改造为中央权力垂直所属的严密行政体系统。

这套制度，众所周知是在秦国贯彻得最为彻底。

这不仅确保了秦军源源不断的人力调配，而且乡里告发、连坐等制度也使得临阵脱逃变得更难——因为逃回老家肯定会被发现，而父老也不敢冒险隐瞒。

与此同时，秦国又实行最严格的金字塔式阶级制度——军爵制，根据战阵上的表现决定士兵一生的荣辱，这就在用外部纪律堵死其退路的同时，又给耕战之士提供内在的激励。

杜正胜一针见血地指出：“唯有像秦国彻底励行等爵制，授爵必以军功，耕战合一的齐民阶层才有远景、有生气。

但在山东列国我们却丝毫嗅察不出等爵制的气息，根本原因是军功禄赏不能塑造身份制。

”在魏国，当兵这条路的极致也不过就是豁免租税徭役，个人前程是指望不上的;而在齐国，士兵作战最多只能因立功而获赏金，这顺应齐国发达的功利文化，但却无法因军功而授爵。

这恐怕就是齐国这架战争机器的问题所在：它既无法像秦国那样有绝对权威迫使士卒投入长期艰苦的殊死作战，又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进取动力。

其结果，齐国保守有余而开拓不足，齐人的战斗力只有在遭受外敌入侵时才能被充分激发出来。

齐国的悲剧 公元前284年，齐国灭宋，此举贸然打破了长久以来的各国力量均势，引起诸侯震恐，结果五国联军伐齐，齐国一度只剩下即墨、莒二城未下——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均是齐“五都”之一，原本就有着相对独立的政治根基。

虽然齐国国力此后在复国主政之下迅速恢复，但它作为当时东方的强国，竟然这么容易就被击破——在中，除了最弱的燕国之外，没有一个大国像齐国这样在一两次决战失败之后就陷入近乎亡国的危难境地，这意味着它的军政体系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漏洞。

齐国采用五都制而非郡县制，因而编户齐民并不彻底，被燕军轻易攻下七十二城，正表明其社会组织结构不够坚固严密，因而当决战失利后，不能作顽强耐久的抵抗。

本来，为齐桓公所规划的治国方略，虽然也是“分画都鄙而集权中央，奖励农商以充实国富，修整武备以扩张国威”，但仍是在旧制基础上的顺势而为：整理赋税、发展农商，在国家有充足财力的基础上，再将军令寄在内政上，由保甲制度来获得稳定的军事力量。

不仅如此，管仲还将齐国分为21个乡，其中6个乡不用服兵役，专职作为工匠、商人来替国家生产。

这样做的结果，便是使齐国首都临淄成为战国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城市，但也正因此，齐国在战国时代采纳新制度上比其余六大国更为迟缓，何必呢?它现在这样也过得好好的，何况多元分权的社会构造本身阻止它作出这样彻底的变革。

这里也再次体现出齐国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卒无法通过军功获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这恐怕正是由于贵族世家的强大。

在当时的楚国，县之首长称“公”，多由强大氏族出任，但不能世袭，也有非贵族出身者，县虽有相当高自主性，但似仍须向中央政府缴纳赋税;这种直属于国君的“县”性质上还不同于秦之郡县，但相比起来，实行五都制的齐国甚至像楚国这样程度的郡县都没有，由此可见其集权程度之有限。

对活跃经济、学术自由来说，齐国的这种政体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好处，因而它在这些方面均表现突出，然而在战国时代的激烈战争中，相对分权、保守的政治结构却使得齐国无法有效动员出自己的所有潜力。

既然对齐国士卒来说，平日生活也相对宽裕，而打仗所积累的战功也不过只是财物上的一些好处，那自然更没人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干这样的事。

二战时日军战斗力最差的第四师团就多来自大阪的商人，他们圆滑惜命，不愿打硬仗，却善于经商。

抗倭名将在《纪效新书》中便曾明确提出，征兵“第一切忌不可用城市游滑之人，但看面目光白、形动伶便者是也”，他甚至说，这样的兵就算由、来管教也是带不好的。

在这种情况下，齐国不仅军队战斗力不够顽强，恐怕自身就缺乏对外扩张的内在动力。

由此也能解释另一个历史谜团：在战国七雄中，相对于其余六国，齐国为何在领土扩张上表现得相对消极?在游说时就说，齐国富强，但却是“即有军役，未尝倍泰山，绝清河，涉勃海也”。

这恐怕不仅是由于齐国政治上不振作，也因为它比其余大国都更依靠工商业，也就相对不那么看重领土扩张所带来的农业产出收益;不仅如此，由于新并领土在各国的惯例都是直属于国君，那对于分权的齐国权力政治来说，内在的动力也不强，因为各大贵族恐怕也并不那么希望看到国君力量继续膨胀。

当然，齐国在领土扩张上也有短暂的辉煌：前314年齐军三十天内攻灭燕国，占领长达两年;前284年齐军又灭宋，但这两次扩张都没能维持有效占领，第二次甚至差点带来亡国之祸(前284-前279年燕攻齐之战)。

可以说，这两次对外扩张都是齐宣王、齐湣王父子两代国君的结果，他们的黩武恐怕正是君权膨胀的结果，但却缺乏秦国那样稳扎稳打的军事推进加上行政系统管理所促成的有效占领，结果反而徒然招致各国的敌意，埋下自身衰亡的种子。

此前齐国也曾多次组织合纵反秦，但正如《齐国史》所言：“齐国在策略运用上有致命的弱点，每次合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没有给秦国以实质性打击，在兼并土地方面也几乎一无所获。

”这些都表明齐国的军政体制在对外战争中无法应对新局面，这些战争非但没能增强自己的实力，反而消耗了国力，将自身的弱点暴露无遗。

只有在外敌将齐人逼入绝境时，他们才真正爆发出来。

燕军围困即墨时，残虐俘虏、挖掘坟墓，即墨人见状“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这正表明重视宗族的齐人最深沉的乡族意识被激发之后能转化为极强的战斗力。

总体来看，齐国这样一种政治体制很难产生对外扩张的持久内在动力，灭燕、灭宋这两次对外战争都只不过是黩武君主的一时，这最终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齐国的力量。

尤其到战国末期，面对秦国越来越高效运转的强大军事机器，实难想象齐国有任何希望统一天下，它最多只是期望自保，因为两度亡国复国的历史事件已清楚地表明：齐国的力量源泉是在本地乡土，这才是真正能激发齐人为之奋战的事物。

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实在令人感慨：齐国的政治体制看似保守落伍，但以现代眼光看来，它却又是比秦制更“先进”的，尤其能保障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的活泼多元，然而在面临激烈战争逼迫时，这却使齐国无法有效动员出自身的所有力量，最终落败。

这不仅是齐国的悲剧，也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再三出现的局面：两宋、这样经济文化更为繁盛的复杂社会，却敌不过组织更简单的外敌。

其结果，直到进入近代，中国社会在发展到更为繁荣的阶段时，始终无法找到一套有效的机制将之转化为自身的力量，这反倒成了自身的弱点，最终趋于向内坍塌。

我们不必去遗憾为何齐国不能统一天下，因为那本就不可能，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齐国的悲剧就是传统中国国家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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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

众所周知，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方式最残暴，对人压迫最厉害的一个。

在攻灭的过程中，元朝军队杀戮了大量汉族人。

在元朝灭掉南宋后，更是将以汉族人口为主体的南宋人列为最下等的百姓，通过苛捐杂税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压榨。

按理说，对于这样的王朝，所有的汉族人都应该切齿痛恨，盼着它早早灭亡才对。

然而，当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灭掉元朝之后，出现了一种如今看来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很多原来在元朝任职的汉族士大夫宁可自杀为元朝殉节，也不愿为大明新朝效力。

下面介绍的这两位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一位名叫郑玉，字子美。

徽州歙县郑村人，理学家，曾在元朝至正年间做过翰林待制，奏议大夫。

这位郑玉先生一听说明军派人来邀请他出来辅佐朝政，立刻整理好衣服上吊自杀了。

死前还给自己的儿女留下遗言：宁死不做贰臣。

　　另一位名叫王翰，字用文，号时斋，安徽庐州(今合肥市)人，做过元朝的潮州路总管、福建行省。

明军进入福建后，他躲到山里隐居了起来。

明洪武十年，当地府县官员向举荐贤才时推荐了他。

但他决心不事二主，拒不奉诏入京。

当地官员强迫他去，他就在袖子里藏了匕首，半路自杀了。

死前还留下一首绝命诗，其中末尾两句写道：“寸刃在手顾不惜，一死了却君亲恩。

”　　为改变这种局面，明朝洪武朱元璋专门下了一道圣旨，大意是：只要是汉族知识分子就必须为大明效力，否则就要被杀头、抄没家产。

严旨一下，这种风气才稍微好转一点。

这些汉族知识分子放着汉人建立的新朝不效力，却固执地愚忠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究竟是为什么呢?笔者认为元明易代之际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元朝统治下生活了百余年，产生了对元朝统治的认同感;第二个原因是，儒家忠君思想的不良影响导致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只知道忠于君主，却根本不管这个君主本身是否值得尽忠，说白了，就是一种奴性。

历史上的五代十国为什么没啥存在感？

公元861年，张义潮收复凉州(今甘肃武威)，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称雄漠北。

　　公元840年左右，统治黄河流域一带。

淮水以南至广东的地区，先后为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荆南、楚、南汉所分据，势力退出陇右。

其后吐蕃国势日衰，北汉则割据太原，合计而成所谓的“十国”。

　　十国中疆土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疆土则以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天钓元年(公元904年)，朱温攻陷长安，挟持迁都洛阳，后将唐昭宗杀害。

天钓二年(公元905年)，朱温大肆贬逐朝官，并将三十余位朝臣杀死于白马驿(今河南滑县)，投尸于河，史称。

后因朱温征讨淮河以南地区失利，所以于公元907年逼迫，唐亡!朱温自行称帝，建都开封，国号为大梁，史称后梁，这是五代的开始。

　　公元923年，晋王(xù)称帝，国号仍然是十几年前的唐，是为唐庄宗，史称后唐。

同年唐军攻克开封，朱温之子自杀，后梁灭亡。

　　这个李存勖什么来历呢?　　他的的祖父叫朱邪赤心，曾因功被赐国，改名李国昌。

李存勖的父亲，割据河东，封为晋王。

　　现在李存勖建立唐国，就以后裔自居，延续唐朝国脉。

后唐兼有后梁、、等国国土，疆域比后梁大幅扩大。

　　公元936年，引契丹兵攻入洛阳，后唐灭亡。

石敬瑭是什么人呢?　　他是唐废帝李从珂的姐夫，他谋反的时候，为了胜利，向北方契丹求援，将包括北京在内的许诺给契丹，而且每年进贡大批财物，毫无节操的称契丹为父国，也就是史上最有名的“”。

　　辽太宗耶律德光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改元天福，国号大晋，史称后晋。

国号晋，来源一是春秋时期的霸主晋国，二是兼并魏蜀吴的。

　　石敬瑭认贼作父、引狼入室，用燕云十六州换来自己的统治地位，致使他身边的将领都非常不满，曾说：“以金帛赂之，称臣借兵可矣，但以父事之太过，许其土田更是大患。

”　　公元942年，石敬瑭去世，他的养子即位，立即拨乱反正，不再向契丹称臣，也不再贡献岁币，此举引发契丹军连年南下。

　　公元946年，契丹军攻破汴梁，石重贵被俘虏到北方，后晋灭亡。

后晋如此轻易灭亡，与其说契丹军善战，不如说后晋军心涣散，此时后晋军阀割据，最大一股势力是太原王刘知远。

　　公元948年，刘知远在各地军民支持下，逐渐收复契丹所占领土，将后晋的领土统一，建立汉国，史称后汉。

刘知远，意思是希望继承建立的国脉。

　　公元951年，仅仅3年后，后汉大将在澶州(今河北濮阳)兵变，引大军返回开封，废刘知远之子，后汉隐帝，自己称帝，建立，是为。

周国的意思是延续的国脉，周朝是中国历史上存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长达八百年。

　　后周短短9年，却有3位皇帝，后周恭帝即位时只有7岁，在那个混乱的年代，后周也必然会重蹈前面历史的覆辙，想取后周而代之的将领。

后面的事情我们就都很熟悉了。

　　公元960年，殿前都点检(最高长官)发动，迫使周恭帝让位，建立宋朝。

宋这个国号也有着显赫的发源，宋是后裔所建之诸侯国，之是也。

如果算上商朝，宋国的国脉延绵一千多年，赵匡胤选了一个好国号。

　　赵匡胤　　宋朝建立，五代十国就到此为止，为什么说五代十国到此为止了呢?因为宋灭亡了中原其他割据势力，基本上完成了统一。

　　赵匡胤和其弟，两人用了30多年时间，完成了大部分的统一工作。

但是包括北京在内的燕云十六州，仍然控制在辽国手中，这是宋朝的心病。

后来北宋屡屡北伐，努力去收复燕云十六州。

　　五代十国混乱，大将弑君夺权的情况时有发生，赵匡胤自己就是拥兵夺权，他吸取此前的教训，，取消多位帐下大将的兵权。

　　这一举措虽然结束了混乱的局势，稳定的宋朝的统治，但也给宋朝带来一个负面影响，宋朝虽然经济强盛，军力却始终上不去，一有大将冒尖，就遭朝廷无情打压，杨继业，等人，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