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金印用木头造，金冠用纸糊
【菜科解读】
按照太平天国早期的制度，王印是用纯金制成的，侯爵、国宗的印用银，天官正丞相的印也用银(一说国宗以下用银包木)，以下则都是木印;后期虽然没有明确制度，但所有诏旨中提到王爵的印，都说是“金印”，且庚申十年(1860年)九月三十一日，幼主加封李秀成次子李容发为忠二殿下，诏书中称赐给“金牌、金颈圈、雉翎、金印”，“忠二殿下”的地位要低于王爵一点，如果李容发的忠二殿下印是金印，那么比他官爵更高的王爵们，照理都应该是金印才是。
义、安、福、燕、豫、侯六等爵是后期才有的，照理不该套用前期侯爵的体制，但1858年胜保曾经奏报，投降的捻首张龙向他呈缴的是一枚象纽银印，张龙的爵位是钟天福，一些研究者据此认为，至少福爵和比福爵更高的义爵、安爵，应该用的是银印。
太平天国仅仅封王的就有2700多人，六爵更是多到数不胜数，如果这么多官印都是金印、银印，那么清方的缴获、民间的目击，应当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才是。
但事实却正好相反。
剔除不属于这一级别的天王金玺，除了早期《贼情汇纂》记载了王、侯、天官正丞相的官印质地，并有“金银印均极薄”的描述外，明确提到金印、银印的如，金印居然一处也没有，银印也不过两处：前面提到的张龙，以及1864年9月20日战死在浙江开化七都村头的享王鸠，奏报中提到，享王用的是纯银官印。
这个比例未免太小，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本应成千上万的金印、银印，究竟跑到哪儿去了? 盛巽昌先生认为，这些消失的金印、银印，是因为清方将领的贪婪，在缴获后贪污藏私，变成金条、银元宝之类流通货了。
极薄官印 但这种说法似乎经不起推敲：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随身都携带金镯、金条脱等贵重金器，以作为紧急时的军需经费，相比较而言，“极薄”的官印实在没有多少分量(的金玺另当别论);缴获官印意味着抓住“叛匪”的一条大鱼，对军功奖赏优厚，上缴一枚金印、银印所能获得的物质、职务和荣誉回报，绝对会远胜过官印那可怜的一点点金银价值，这笔账，整天盘算着升官发财的清兵、清将，如何可能算不清楚? 那么，金印、银印呢? 最明确记载王印是金质的，是《贼情汇纂》，但该书同时也指出，他们看到的太平天国官印，许多并没有本应拥有的、刻有不同等级的印纽，甚至连方便抓握使用的直纽也没有。
目前保存的唯一一方王印—后期的首王范汝增木印，就没有印纽，而只有一个装把的小孔。
《贼情汇纂》说，刻有龙纽、象纽的官印都有人见过，却并没有说那些印是不是金的、银的，相反，却称国宗提督军务的印章只是在木头外面包了一层银皮。
前期高官数量很少，王爵不过7人，侯爵不到20位，国宗、丞相数量也极有限(国宗连闲散的算上也最多几十个，天官正丞相只有1位，而且因为印章上不刻姓名，就算换人也可以沿用旧印)，尚且满足不了制度所规定的金印、银印数量，后期、尤其最后期物资匮乏，而获得高级职称的官员人数反倒多得惊人，哪儿来这么多真金白银呢? 由此可推断，所谓“金印”不过是制度规定。
太平天国等级森严，不同等级有特定的称呼，而“金”正是对应从天王到普通王爵各种“用品”的专称，这些“用品”不但包括实实在在的物品，也包括虚拟的事物，甚至人。
如《天父圣旨卷三》提到东王的锣叫“金锣”(其实是铜的)，《太平礼制》前后两个版本都规定，洪秀全和诸王的女儿叫“金”(如天长金、翼三金等，她们当然不可能是金的)，《天朝爵职称谓》中提到向王爵请安要叫“金安”，王爵下指示叫“金谕”，赏赐东西要谢“金恩”，这些自然也不可能真是金的。
因此，但凡是王印都叫“金印”，这个是级别所规定的，刘裕鸠的银印也好，范汝增的木印也好，在太平天国官方看来，都是“金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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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捻军与太平天国有着什么千丝万缕的联系？
捻军的活动范围在长江以北，太平天国在长江以南，它俩没有直接关系，都是各自为政，在中后期时偶有合作，仅此而已。
捻军也是民间的秘密结社，称为“捻党”，在《湘军志》里记载捻党起源于康熙年间，兴起于年间。
1853年太平军打到南京，建立太平天国，统治发生了根本变化，于是捻党开始脱离地下状态，由领袖张洛行、王冠三、苏添福等人武装起义抗清斗争，1855年各路捻军汇集安徽亳州，建立“大汉国”，推举张洛行为盟主，号称“大汉明命王”。
长江以南是以太平天国为首的抗清运动，长江以北的捻军开始了大发展，张洛行统领的各地捻军采用“居则为民，出则为捻”的半农半军的状态，以皖北为活动中心，西到潼关、北到济南、东出大海、南与太平军相接，各个抗击。
当时北方有多个农民起义，山东聊城的宋景诗部、山东济宁的宋继鹏部、河南驻马店的陈大喜部，山东枣庄一带的幅军、菏泽地区的长枪会等等都奉捻军为盟主，都互相支援进行反清运动，此时的捻军是北方抗清主力军。
从1857年开始，捻军与太平军正式汇聚于淮河，张洛行率领捻军与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部联合抗清，成为了太平天国有力的同盟军或兄弟部队。
1864年，南京失守，太平天国失败，遵王赖文光率领太平军与捻军张宗禹部汇合，统一作战。
1866年捻军分为东西两部，1868年东捻军在江苏境内被剿灭，同年西捻军在山东溃散，至此长达18年的捻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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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信奉的是什么？是上帝吗？
洪秀全在动员和团结农民起来反抗统治时，吸收了基督教教义的一些内容，借用到对上帝的信仰;但他们所拜的上帝，与西方基督教信仰的上帝并不是一回事。
鸦片战争后，庞大的战争费用开支及向西方列强支付的巨额赔款大大加重了国内民众的税负;农村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贫富差距日益悬殊;多种社会矛盾交织、激化，各地的民众起义和骚乱事件频频发生。
“拜上帝会”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的。
这一组织的创始人洪秀全(1814—1864)是广东花县人，出身农家，少年时在乡间接受私塾教育，后受聘为本村塾师。
和古代中国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他曾努力走的道路，但几次应试都没有考中。
1843年他再次落榜后，郁闷中偶然翻看了以前从传教士手中得到的一本宣传基督教的通俗小册子—《劝世良言》，从中得到示，觉得可用书中教义动员和组织民众，成就一番事业。
于是，他创立了“拜上帝会”，自称是上帝耶和华的次子、耶稣的弟弟，下凡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们。
他和同乡冯云山一起，深入到广东、广西各村镇进行宣传工作，为拜上帝会发展信徒。
当时的两广地区地瘠民贫，连年灾荒，百姓生活无着，很多人成为流民，洪冯两人的鼓动得到他们的响应，拜上帝会短期内就吸收了大批会众，后来成为太平天国重要将领的清、萧朝贵、石达开等就是这个时期相继入会的。
他们秘密地建立了军队，制造军械，筹备军费粮饷，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麓的金田村建立起巩固的据点。
在此期间，拜上帝会与乡村团练、清军多次发生冲突，矛盾逐渐尖锐化。
元年(1851)初，拜上帝会在金田村正式宣布起义，举兵反清，并建立政权，建号“太平天国”。
在此后十多年里，席卷半个中国。
太平军作战勇猛，曾连连大败清军，极大地撼动了清朝的统治，直至时期(19世纪60年代末)方为清军彻底镇压。
作为太平天国的“国教”，“拜上帝教”曾渗透到太平天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教义体现在洪秀全仿《劝世良言》所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觉世训》、《原道醒世训》等几本书中。
洪秀全借用基督教的一神教思想，宣布只有真神“皇上帝”是天下最高的主宰，而民间信奉的所有神仙菩萨、妖魔鬼怪等只是“阎罗妖”的化身，他号召会众独尊真神皇上帝，击败阎罗妖，实际上是用宗教的语言号召民众起来反对当朝的统治。
洪秀全在书中巧妙地将基督教和中国农民朴素的平均主义思想结合起来，宣布人们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要团结起来改变不平等的现实世界，建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
为控制会众的思想，树立他自己作为“”的权威，洪秀全曾数次让杨秀清、萧朝贵分别装扮为灵魂附体的天父、天兄下凡降旨，以让会众相信太平天国的所有活动都是奉天命而为。
在洪秀全那里，西方的基督教已与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农民的平均主义理想、民间宗教甚至是巫术相糅杂，被改造成为太平天国反清的精神武器。
洪秀全等人曾认为，他们对基督教义的理解已经超过了西方。
但在西方人眼中，拜上帝会供奉的不是上帝，而是一个不伦不类的野菩萨。
一名西方传教士在实地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后，曾作出这样的评说：“他们的政体是混杂的：一半政治、一半宗教，一个在人间、一个在天上。
这一政体中的政治和宗教并不是平列的：是以政治为主、宗教为从，政治为里、宗教为表。
”这一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拜上帝会”这一组织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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