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王朝由于条件有限，不能对所能触及的所有地方都实行郡县统治，特别对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无法实施有效的郡县统治，但又不能放弃，于是，为了笼络一些少数民族势力而使之不生异心，智慧的中原王朝便想出了一个古代版的“一国两制”，甚至是“一国多制”政策，那就是充满智慧的。

所谓“羁”就是用军事和政治的压力加以控制，“縻”就是以经济和物质利益给以抚慰，即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特殊的行政单位，保持或基本保持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除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原王朝、经济上有朝贡的义务外，其余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

这种羁縻统治起源于战国时期秦国灭巴蜀之后，据史载，“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巴氏爵比不更。

”秦昭王与巴人盟誓，“秦犯夷，罚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

”对秦国的这种做法也有继承和发展，册封少数民族首领为“王”“侯”“长”，又采用和亲、朝贡、互市等方法进一步笼络。

南北朝时，由于中原王朝力量非常孱弱，往往会同时出现多个政权均声称自己是天下之主，要求周边诸国朝贡的局面。

各小国无奈只好同时向多个大国朝贡，更有一些国家一边接受朝贡，一边又向更大的政权朝贡。

使得这一时期的朝贡体系呈现出多元的网状特征。

这段时间内中原政权往往采取“羁縻”政策取代原有的册封制度，最主要的特点是，封赐的不再仅仅是王号，而是和直属官员相同的官职，比如南朝宋顺帝就曾封百济国君为“镇东大将军”，封日本国君为“安东大将军”(看来这南朝宋国虽不大，却不失大国气度啊!)。

到了隋唐，特别是唐朝时期，这种做法成了正式的国家制度，形成了“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民族政策，使在“遐荒绝域、刑政殊于函夏”的羁縻府州制度得以全面推行。

唐太宗时开始，更是达到了普遍封赐各内属的地方首领官职，设立羁縻州、县，以体现其“华夷一家”的思想。

如渤海国君被封为“忽汗州大都督”、疏勒国君被封为“疏勒都督”等等。

具体来说，唐朝实行的羁縻制度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唐朝军事力量笼罩之下的地区设立的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并进行象征性的进贡，但是负有一些责任，如忠于中原政府、不得吞并其他羁縻单位和内地州县，以及按照要求提供军队等等，实际上中原政权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第二种是所谓的内属国，如疏勒、南诏、契丹等，一般封为都督或郡王，有自己的领土范围，但是其首领的政治合法性来自於中原政府的册封，不能自主，中原政权将其视为臣下，文书用“问”;第三种是所谓的“敌国”和“绝域之国”，如吐蕃、回纥、日本等，虽然可能亦有册封，然多为对现实情况的追认，其首领的统治合法性并不依赖中原政权的册封，中原政权的文书多用“皇帝敬问”。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封建势力割据激烈，少数民族地区各土著首领在羁縻州的基础上，趁中原各国相互征战之机，亦相互攻伐，以大并小，以强吞弱。

一些强宗大姓扩张势力，逐渐脱离中央王朝的控制，成为地域性封闭的独立小王国。

统一内地之后，顺应了五代时期形成的这种情势，摄唐制并使羁縻政策更加完善，“树其酋长，使自镇抚”，并进一步笼络少数民族首领，对“其有力者，还更赐以疆土”，特别加强了对第一种情况羁縻州、县的控制，在部族首领之外，加派中原王朝任命的监管官员。

羁縻政策成为宋王朝统治鄂西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

作为整个治国安邦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政策在地区有其自身的内容和特点。

到了元明清时代，羁縻政策逐渐演变为土司制度，经历明代小规模及清代中期大规模的政策，实际上很多少数民族地区都被纳入了中原政权的领土之中。

到了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土司制度被彻底废止，取而代之的是部分少数民族有限的区域自治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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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篮向比利时队“交学费”，张子宇独揽20分成唯一亮点

没能延续胜势，中国女篮在世界杯资格赛次轮较量中以65比80不敌比利时队。

不满19岁的内线新星张子宇成为全场为数不多的亮点，她出战18分43秒，打出20分、11个篮板的高光表现。

近年来稳居世界前列的比利时女篮，目前世界排名第五位，虽落后中国队一位，但整体实力和大赛经验均更胜一筹。

凭借洲际冠军头衔直通世界杯后，欧洲冠军仍尽遣主力出征此次资格赛。

经历阵容重组的中国女篮，虽拥有世界级的豪华内线，但面对经验老到且阵容均衡的比利时队，难以发挥自身优势和特点，几乎全程落于下风。

尤其在上半时，韩旭与李月汝联袂先发的中国队，不仅未能依靠“双塔”组合抢占先机，还一度陷入得分荒，首节总共才拿到11分。

次节前段，比利时队更是打出一波14比0的攻势，迅速将领先优势扩大至24分之多。

好在中国女篮并未放弃追赶，张子宇也从次节后段开始找到进攻节奏，带领球队缩小分差。

进入末节，比赛胜负已然失去悬念，中国队干脆换上更多年轻球员练兵。

双方分差最终定格在15分，中国女篮与对手的差距清晰可见。

“打比利时队是一个学习和借鉴的机会。

我们这支经历重建的中国女篮，第一次遇到世界顶级球队，在全力以赴保持比赛强度的同时，还是学到很多东西。

”作为内线核心，韩旭此役仅拿到7分、6个篮板。

首战表现出色的李月汝，同样没能在对方顶级内线梅斯曼面前占到便宜，全场11投仅2中，进账6分、5个篮板。

除独揽20分的张子宇外，中国队无人得分上双。

相比内线“三塔”，中国队外线手感更显惨淡。

全场比赛，比利时队三分球35投15中，命中率超四成，而中国队16投仅3中，命中率低至18.8%。

“对手传球迅速，抓机会能力强，这次比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

”领衔后卫线的队长赛后杨舒予直言，“我们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与这支经验老到的比利时队交手，大家又兴奋又紧张，上场后确实有点紧，希望后面的比赛我们能打得更好。

” 与队员们一样，主帅宫鲁鸣同样将与比利时队一战，视为一堂颇具价值的实战课，“比利时是一支非常有经验的队伍，队员都很成熟，有很多方面确实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亲身感受比赛的过程，让队员从中学到一些好的东西，也知道我们缺什么，努力再去弥补。

” 以15分之差输给欧洲冠军，中国女篮交出了“学费”，也收获了成长。

对于如今这支新老结合的队伍而言，的确需要不断从实战中快速汲取经验、弥补短板，才能在激烈的世界竞争格局中不掉队。

目前，世界杯资格赛两轮战罢，中国队1胜1负，以净胜分劣势暂居同积3分的马里队之后，排名小组第三；

两战全胜的比利时队排名榜首。

休战一天后，中国女篮将迎战实力相对较弱的南苏丹队，这是“抢票”路上必须拿下的一场比赛。

中国城市的等级金字塔

中国有大大小小几千个城市，它们构成了一个“直辖市-副省级市-普通省会城市-普通地级市-县区乡镇/街道”的等级金字塔。

在中国，稀缺的公共资源很多时候未必是通过价格机制分配，而主要是通过行政等级分配。

以上内容出自中国人民大学聂辉华教授的新书《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

搜狐城市节选部分内容转载，希望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城市的等级体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发展路径和营商环境，为个人在读书、就业、创业或养老方面的决策提供支持。

中国城市的等级金字塔 中国的国家治理架构是“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中央集权体制。

在这套体制下，上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级党委和政府，并且前者决定了后者的资源配置。

而上级领导下级的机制，就是通过上级的职能部门对口领导或指导下级的职能部门。

比如，省政府要出资支持市政府的一个大项目，那么市发改委就需要向省发改委申报。

按照类似的逻辑，县政府需要项目资金，就需要通过县发改委向市发改委申报。

因此，在中国这种单一制政治制度下，国家的资源一定是自上而下分配的，高级别的城市相对于低级别的城市一定会优先获得各种资源。

总之，不同于市场通过价格配置资源，体制内是通过等级来配置资源。

中国内地有大大小小几千座城市，它们构成了一个典型的城市等级金字塔（图2-2）。

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中国的四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直辖市为什么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呢？因为它的行政级别最高，这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直辖市是直属于中央管理的城市，行政级别是正部级，和一个省一样。

而普通的地级市通常是正厅级，后者比前者差了两级；

第二，直辖市的市委书记通常是政治局委员兼任，属于副国级，普通省份的党委书记一般是正部级，普通地级市的党委书记一般是正厅级；

第三，直辖市不仅“一把手”的行政级别高，而且其所有管辖区域和下属部门的行政级别都比普通地级市下辖的相应单位高出两级，可谓“雨露均沾”。

比如说，在一个普通地级市，就拿我老家江西省抚州市来说，市辖区东乡区的行政级别是正处级，和县是平级的；

但是在北京，所有的市辖区（比如我工作的海淀区）是正厅级。

几年前，网上热烈地讨论一个哈佛博士后去了深圳市某个街道办事处当副主任，认为是大材小用。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北京市的一个街道办事处是正处级，而深圳作为副省级市，其下属的街道办事处也是正处级，和县长的级别一样。

一个博士后如果一工作就担任街道办主任这类副处级职务，从行政级别上来说相当于副县长，这对很多渴望通过“考公”进入体制内的人来说，相当于几十年的路一天就走完——简直是终南捷径。

在这个城市金字塔的第二层，是15个副省级城市。

很多人以为，一个省里面级别最高的城市一定是省会城市，错了！因为前面还有15个副省级市，而省会城市多半不是副省级市。

副省级市的行政别介于省和地级市之间，这算是中国特色，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这15个城市是：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青岛、南京、宁波、厦门、武汉、广州、深圳、成都、西安、济南和杭州。

重庆市起初也位列其中，升格为直辖市后则不再是副省级市。

在这15个副省级市中，有10个是省会城市，但还有5个不是省会城市（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

作为副省级城市，它们跟普通地级市有三点不同。

一是本身的级别是副省级，高于普通地级市；

二是它们的市委书记通常都是省委常委，级别是副省级或称副部级；

三是它们的市直工作部门和内设机构可以参考直辖市设置。

第三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副省级市辖区的局长、街道办主任是正处级，和直辖市一样，比如深圳市的街道办主任和北京市的街道办主任是一个级别的。

城市金字塔的第三层是17个普通的省会城市，比如江西省南昌市、海南省海口市。

请注意，31个大陆省会城市中，大部分都不是副省级城市，只是地级市。

此时如果本省有一个非省会城市的副省级市，那么它和省会城市的关系就非常微妙。

比如说，福建省的省会是福州，但福州只是地级市，而不是省会的厦门却是副省级市。

不过，省会城市即便不是副省级，其政治地位也相当于副省级，因为它们的市委书记通常是由省委常委兼任的，也就是说省会城市的党委“一把手”是副部级官员。

因为省委、省政府和下属机构都在省会办公，所以省会的一把手如果没有很高的政治级别，就很难协调省级机关，从而根本无法履行属地管理的责任。

城市金字塔的第四层，是中国293个地级市中既非副省级市亦非省会城市的261个普通地级市，它们的行政级别是地级或者厅级。

在这些地级市中，有少数城市的经济规模非常大，此时市委书记可能“高配”，比如由省委常委甚至是省委副书记兼任市委书记（即由副省级官员兼任地市级行政单位的一把手），但这并不是一种固定的制度安排。

比如，同样是江苏省的地级市，苏州的市委书记一般都是省委常委兼任，但无锡市近年几任市委书记都不是省委常委。

此外，还有少数地级市的市委书记是由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的。

最后是真正的“基层”。

不管是直辖市、副省级市、省会城市还是地级市，它们都是由县区、乡镇或街道这些基层单位组成的。

我们通常所说的“基层”就是指县级及其以下行政辖区。

截至2024年底，中国有2 846个县（市、区、旗）级行政区，这些行政辖区下面又包含了超过38 700个乡镇或街道办事处等基层的行政单位。

大家可能不知道，北京作为直辖市，虽然几年前将县全部改为区，但是区下面还有乡镇，乡镇下面还有村。

不过同样是县或区，北京的区县和江西的区县在行政级别上完全不同，因此不能看见名字中有县或区，就简单地说是“县级辖区”。

理解了这个城市金字塔体系有什么用呢？最大的用处是，它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告诉我们，现实中稀缺的公共资源很多时候未必是通过价格机制分配，而主要是通过另一种机制——行政等级——分配。

这有助于我们理解城市之间的发展差异、发展路径和营商环境，从而为个人在读书、就业、创业或养老方面的决策提供支持。

下面举两个例子，然后提供一项严谨的经济学研究。

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拨款。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特别是不发达地区的政府，财政拨款简直就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但是，在中央—省—市—县—乡五级财政体制下，拨款由上往下层层下拨，每级政府通常都会优先考虑本级政府的财力需求。

因此，按照行政级别分配财政拨款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下级政府的财源往往被上级政府“剥夺”，但是事权却层层向下累积，从而形成了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状况。

我在基层调研时，遇到一位基层官员跟我“吐槽”。

他告诉我： 假如中央拨了100亿元给省里，省里开会讨论分配方案时，省会城市的党委书记是省委常委，副省级城市的书记也是省委常委（甚至可能是省委副书记），他们两家就要拿走一半。

其他城市的市委书记谁也不敢反对，毕竟自己的升迁还取决于省委常委呢。

那剩下的50亿，还有10个地级市要分，此时就算平分，每个地级市到手的资金也就是5亿。

等地级市拿到5亿了，然后再开市委常委会分配，市辖区的区委书记通常是市委常委，拿走一半，剩下的2.5亿给其他10个县，最终每个县到手2 500万。

你看，100亿元的财政资金，说起来不少，但是基层的每个县只能拿到 1/400。

为了解决这个自上而下的“财政漏斗”问题，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在一些省市试行“扩权强县”“省直管县”等改革，目的之一就是尽量避免上级截留下级的财政拨款。

但这恰恰从一个侧面验证了城市等级理论，即中国的财政资源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城市的行政等级自上而下分配的。

第二个例子是大学的分布。

我一直以为，在中国性价比最高的人力资本投资是考取“985大学”。

因为这是投入少、见效快、相对最公平的改变命运的渠道。

事实上，中国多数老百姓最大的焦虑之一就是如何让子女上好大学。

遗憾的是，全中国的好大学数量基本上是按照城市的行政等级分配的。

全国有116所“211工程”大学和39所“985工程”大学，平均下来中国内地每个省可以分到大约4所211大学。

数据很平均，但现实很扭曲。

39所985大学，绝大部分位于副省级以上城市，只有4所位于普通省会城市（长沙和合肥），只有1所（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位于“准副省级”行政区（陕西杨凌）。

北京作为首都，211大学和985大学分别占了五分之一。

有才的网友们自发在网上建立了一所“山河大学”，说是要给山东、山西、河南、河北这四个高考难度极大省份的343万名考生提供一个考好大学的出口。

其实，要论好大学的数量，我老家江西可能是最惨的，只有一所211大学，以至具有幽默细胞的网友还绘制了一幅“环江西985大学地图”，令人颇为感慨。

前面都是举例说明，可能不够严谨，为此下面提供更严谨的经济学研究证据。

2018年，我与两位合作者在《管理世界》上发表了一篇学术论文（江艇等，2018）。

这篇论文使用了1999-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城市数据库，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

第一，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平均水平也越高。

我们的测算表明，城市级别提高一级，TFP水平能提高6%左右。

例如，江苏省昆山市作为全国百强县之首，其行政级别仅为县处级。

如果昆山变成地级市，其TFP提高6%的话，那么昆山的TFP水平将超过全国90%的地级市。

第二，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制造业企业的资源错配程度也越严重。

城市级别提高一级，以TFP离差度量的资源错配程度会增加10%左右。

这表明，行政级别带来了更多的资源，但也导致了更低的效率。

第三，城市级别影响企业TFP的主要渠道在于：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企业所能获取的政府补贴更多、雇佣技术人才的优势更大、融资便利更多、承担的地方税负更小。

我们的研究表明，现实世界确实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人跟资源走，资源跟权力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