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科解读】

史上朝代更迭频繁，如果从开始算起的话，我国已经历了23个朝代和混乱割据时期的更迭。

把朝代更迭的原因仅仅归咎于阶级矛盾和政治斗争等内部原因显然是不够全面的，王朝的兴替从来都不是单一原因导致的，它是多方作用的结果。

今天我们谈谈其中最容易让人忽略的一个原因——气候。

气候对我国朝代更迭影响的研究由来已久，总的来说，中国气候变迁对历史产生的影响主要是，引起农产品产量的变化，进而影响税收和人口;加剧劳动生产率的下降，造成饥荒、战乱等等。

在深入讨论之前，我们不妨先看一个简单的图例： 首先我们把某一时期气温平均值超过历史气温平均值时称之为暖期，把某一时期气温平均值低于历史气温平均值时称之为冷期。

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暖期时间往往对应的就是大一统的王朝。

而冷期时间往往对应的就是战乱割据、王朝更替时期。

我们都知道，中国朝代的国运一般不超过两三百年，这个时间刚好和我国古代的冷暖交替时间差不多，所以从气候的角度来看朝代的更迭是基本吻合的。

来自中国科学院地球环境研究所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也显示，过去两千多年的气候冷暖变迁，与我国历史上一些朝代的兴衰更迭存在对应关系，大多数朝代的垮塌都是发生在气候变冷的低温区间。

这一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科学技术部等共同资助，相关论文已刊登在我国权威学术期刊《中国科学》杂志上。

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竺可桢，在 1972 年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结合史学、物候、方志和仪器观测，将过去 5000 年的气候变化大致划分为4 个温暖期和 4 个寒冷期，他们分别是： 第一个温暖期的夏、商、西周 第一个寒冷期的东周 第二个温暖期的两汉 第二个寒冷期的魏晋 第三个温暖期的 第三个寒冷期的两宋 第四个温暖期的 第四个寒冷期的 巧合的是，不同冷暖期所相对应的朝代，也正是王朝兴衰更替的关键时期。

例如，唐朝灭亡的公元907年，相对于其之前和之后的温暖期来说，也是一个低温期。

公元1271年至1296年是一段寒冷时期，26年平均气温为1.82摄氏度，这一寒冷区域正对应着我国灭亡和建立。

公元1599年至1702年也是一段漫长的寒冷区域，这104年间的平均温度为1.77摄氏度，这一时期正是我国明朝灭亡、清朝建立。

本质上来说，中国的封建时代是一个农业社会，也是一个阶级社会，王朝的兴亡基本上围绕着两个基本要点：农民和阶级。

虽然在过去两千多年，我国大多数朝代的垮塌与低温区间的对应现象并非一种偶然的巧合，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朝代的兴衰完全就是气候变化造成的。

影响历程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气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

气候在这中间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我认为他是一只看不见的无形的大手，虽不能主导王朝兴亡，却在无形之中对其进行推波助澜。

万物运行自有其道理，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有其寿限，没有亘古不变的道理，气候就是大自然维护其森严法则的无形的之手。

每当冷期到来，都会导致农产品产量的变化，这对于处在农业社会的古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件大事。

粮食的大面积减产带来的饥荒绝对是统治阶级最为头疼的事情之一。

如果此时腐败的王朝没有办法应对危机，那么迎接它的恐怕就是农民为了生存的起义和国家根基的动摇了。

冷期的到来还会加剧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的矛盾。

因为冷期会导致北方游牧民族的牛羊量急剧减少，靠天吃饭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南下劫掠富饶的中原王朝，由此经常导致战争，这又为的中原王朝增加了更多不确定因素。

而当暖期来临，粮食增收，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压力相对较小，这时往往是王朝平稳发展时期。

地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历史时期，自然环境始终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

了解5000年来全球性气候变化的总趋势，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事件，更好的展望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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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历史上的惊天大案，人心永远比寒冬更冷酷！

北京历史上曾发生多起震惊世人的案件，其中不乏残忍恐怖、比极端严寒更冷酷的事件，皆源于人心的复杂多变。

以下精选几例，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人性的幽暗角落。

1981年，冯大兴在西单新华书店实施盗窃杀人，令人震惊。

他不仅剥夺了两名值班员的生命，也引发了关于才华与道德底线的深刻讨论。

此事件于1981年9月1日结束，冯大兴最终被执行死刑。

1990年，许广才制造了一连串的悲剧，杀害9名女性。

作为铝制品厂的仓库保管员，他以诱骗外地来京女青年至偏僻地区的方式，实施了令人发指的犯罪。

1991年4月3日，许广才被捕，并于同年6月11日被判处死刑。

1995年，于根柱的罪行更是令人发指。

他不仅在多起案件中杀害多人，更是多次逃脱，最终被确认为“杀人狂”。

于根柱在1995年3月11日凌晨被警方在一次袭击中抓获，并被证实为多起案件的罪犯。

1996年，鹿宪洲在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银行运钞车，造成多名银行员工伤亡。

鹿宪洲因多次犯罪，在1992年被判死缓两年后越狱。

鹿宪洲最终在1996年11月因伤重不治身亡。

1997年，白宝山袭击军警，杀害15人，抢劫枪支，造成新中国成立以来极为罕见的恶性事件。

白宝山于1997年9月在北京被抓获，并于1998年在新疆被执行枪决。

1999年，赵连荣在石景山23号院杀害8名女雇员，这是北京市建国以来最大凶杀案。

赵连荣因犯故意杀人罪，于1999年6月15日被逮捕，并于同年7月21日被判处死刑。

2001年，华瑞茁在三年间杀死14名坐台小姐，罪行令人发指。

华瑞茁因使用特别残忍的手段致14人死亡，被判死刑。

2001年，焦文军、马俊在北京的地下通道、过街天桥等处，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用铁棍等凶器击打受害者头部，共致死14人。

两人被判处死刑。

2002年，蓝极速网吧发生恶意报复纵火事件，导致25人死亡、12人受伤。

警方查明，4名纵火者均为未成年人，因与网吧服务员起纠纷而进行报复。

两名被判无期徒刑，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一名因不满14岁而免于刑事责任。

两名网吧经营者被判刑，并处罚金。

四名窃贼被判刑。

2004年，王立华绑架著名演员吴若甫，警方通过目击者提供的线索，判断此案件与前案由同一伙人所为。

警方最终将王立华抓获，并索得赎金。

2005年，王立华、董立民、王庆晓等三人被执行死刑。

2007年，宋京华为报复前女友，劫杀9名女性，最终于2011年6月与同伙闫金光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

震惊中外的唐恭陵盗墓大案，追回哪些国宝文物?

　　唐恭陵系唐高宗李治第五子、武则天长子李弘之陵墓，俗称太子冢，亦称孝敬皇帝陵，位于河南省偃师市缑氏镇东北2.5 公里处的景山之巅。

它是我国唐代陵墓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也是中原地区现存唐墓中规模最大和规格最高者，为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唐恭陵　　▌死因成谜的太子　　李弘，字宣慈，永徽三年(652年)生于唐长安城感业寺。

永徽六年，武则天被立为皇后，李弘封代王。

永徽七年正月初六，原太子李忠被废，改封梁王，年仅4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正月十七，高宗大赦天下，这一年的年号也由永徽改为显庆。

李弘少小即参与朝政，曾多次受命监国，忠厚仁孝，谦虚谨慎，颇具政治才干，深得高宗和大臣们的喜爱。

上元二年(675年)，太子李弘随唐高宗、武则天游幸东都洛阳时暴薨，年仅24岁。

关于李弘之死，史料记载说法不一，有说是被武则天毒死的，也有说是因病暴亡的。

究竟真相如何，后人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对于李弘之死，高宗万分悲痛，并且诏令天下，追封他为孝敬皇帝，下令以天子之礼厚葬于偃师景山，是为恭陵，还亲自为其制《睿德纪文》，书之于石，立在陵前。

　　据《新唐书》等史料记载，上元元年(674年)十一月，唐高宗和武则天驾临神都洛阳，李弘奉诏纳右卫将军裴居道之女为皇太子妃。

李弘死后，年纪轻轻的太子妃青灯孤守，忧惧缠身，次年就与世长辞，追寻李弘而去了，9年后追谥哀皇后陪葬恭陵。

其墓室极尽奢华，随葬品甚多，国宝蓝釉灯等文物珍品就深藏于这座大墓之中。

　　唐恭陵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整个陵区面积31万余平方米。

陵园坐北朝南，平面为正方形，长、宽均为440米。

陵园四周原有神墙、神门和角楼建筑，现遗留门阙台基及角阙基址。

恭陵地面现存19件石刻，雕工精细造型生动，堪称唐代石刻艺术瑰宝。

灵台封土夯筑，高耸于陵园中部，平面呈长方形覆斗状，高22米。

在其东北方向50米处，有一方锥形土冢，残高13米，俗称娘娘冢，为李弘之妃哀皇后陵寝。

　　▌盗墓大案侦破始末　　1998年春节期间，一群丧心病狂的盗墓贼趁夜深人静之时闯入唐恭陵陵园，用炸药将哀皇后陵寝墓道炸开，从一个壁龛中盗出珍贵文物60余件。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

所幸案件很快破获，文物悉数追回，主要案犯也在恭陵前被就地正法。

　　1998年2月15日上午，唐恭陵文物保护员在巡查时发现了哀皇后墓前深深的盗洞，215大案迅速逐级上报，很快惊动了国务院，从而使此案得以迅速侦破。

在被盗掘的文物中，有一盏蓝釉灯十分珍罕。

主犯张某挖出这件宝贝后就将其藏在怀里，没事的时候经常拿出来把玩。

后来大部分文物倒卖到了北京、天津，只有蓝釉灯和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卖给了香港的翟某。

随着案件侦破的进展，数名犯罪嫌疑人落网，24件被盗文物分别从北京和天津追回的消息也传到了远在香港的翟某耳中。

翟某自知案件重大，涉案文物非一般文物可比，遂派人四处活动，甚至远渡重洋，设法将已经卖出的文物高价收回。

最后，翟某委托中间人将购买的文物逐一退回，将国宝蓝釉灯送往北京。

　　215唐恭陵文物被盗大案侦破后，追回哀皇后墓中被盗的61件国宝，众多文物专家被请到现场进行鉴定。

看着这些文物，专家们不由地惊呼起来：国宝!全都是难得的国宝!此后，文物部门又在被盗场地抢救清理出土文物189件。

这250件文物中，有蓝釉、红釉、黄釉、绿釉、白釉、三彩、彩绘、鎏金等各色陶瓷器，精美绝伦，皇家风范，具有很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是研究初唐文化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其中，釉陶器物尤为重要，可以说代表了中国初唐时期陶瓷艺术的最高水平。

　　蓝釉烛台 高33.6厘米 过去只见于文献记载，实物为唐恭陵仅见，被《国宝档案》收录。

　　张某挖出后就藏在怀里的那件宝贝，就是后来进入《国宝档案》的蓝釉烛台，通高33.6厘米。

其分三个部分，灯盏、灯柱、灯座。

上为灯盏，小盘中心为杯形。

下面灯座呈高足豆状，大盘微弧，圈足外撇。

中间承以管状灯柱，与上盏下座连为一体。

通体施蓝釉，圈足内壁无釉，白色陶胎。

蓝釉灯以前只见于记载，从未见过实物。

它以华美、稀罕而入选为御用随葬明器，供皇陵之用，属于高档陪葬器物。

其造型古朴，施釉均匀，色彩深沉，高贵雅致，是蓝彩器中的上乘之作。

　　▌墓中珍宝　　此外，这批缴获和清理出土的其他釉陶也各有特点，主要为蓝、红、绿、白四种单色釉。

　　红釉双龙尊　　红釉双龙尊 通高32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7.7厘米。

盘口外侈，卷沿，圆唇，细长颈，微束腰，肩及上腹部圆鼓而丰满，下腹部渐内收，平底内凹。

自口沿至肩部饰有对称的双龙形柄，龙首口衔尊沿，龙尾搭在尊肩。

通体红釉，不及底部，露出白胎。

双龙尊的造型可能脱胎于隋代的双龙耳联腹尊，唐时定型，并成为一种较为流行的酒器品类。

其出现在随葬品中，则标志着墓主人非同寻常的身份和地位。

唐代以后，双龙尊被大量出现的酒注子所取代。

　　蓝釉长颈瓶　　唐恭陵出土的蓝釉长颈瓶 高25厘米，口径9.7厘米，底径8.6厘米。

喇叭形口，沿略翻卷，圆唇，长颈束腰，丰肩鼓腹，矮圈足微侈。

器身施蓝釉，底部露胎。

瓶口卷沿上留有3个小圆形支钉烧造痕迹。

这种形状的长颈瓶是唐代较为典型的流行样式，具有一定的西亚风格，其材质既有供上流社会使用的金银器，也有供皇室贵族陪葬用的三彩器。

此器造型简练秀美，是唐代釉陶中的精品，代表了唐代的艺术风格。

　　绿釉盘口壶　　恭陵出土的唐代绿釉盘口壶(唾壶)高 17.1 厘米，口径 9.3 厘米，底径 11 厘米。

盘口微侈，卷沿圆唇，短颈略束，溜肩，下腹鼓大，矮圈足，大平底。

壶口内有3个细长条状的小支钉烧痕。

器施绿釉至圈足，底足露出白色陶胎。

这件盘口壶肩部无系，造型独特，丰满大方，符合唐代雍容华贵的风格。

　　进入唐代以后，瓷器、漆器、玉器、珐琅等多种葫芦瓶纷纷出现，器形变化多端，工艺精美。

如恭陵的红釉葫芦瓶，高22厘米，口径3.5厘米，底径7厘米。

小口内敛，圆唇，短束颈，丰肩，深鼓腹下渐收，小平底。

体施红釉，底露白胎。

这件葫芦瓶具有典型的唐代风格，与当时崇尚祥瑞的观念相一致。

　　红釉葫芦瓶　　绿釉盂　　恭陵出土的绿釉盂形体较大，高13厘米，口径10厘米。

敛口，方唇，鼓腹，圜底。

体施绿釉，不及底部。

此器浑圆饱满，釉色莹润，属于典型的唐代器形。

　　蓝釉盆　　恭陵蓝釉盆高12厘米，口径27厘米，底径13.5厘米。

侈口，折沿，圆唇，弧腹，平底。

腹部有凹弦纹两周。

内外壁均施蓝釉，内釉至底，外釉不到底部，露出白色陶胎。

盆内的3个支钉痕迹是研究其烧造方法的重要依据。

　　红釉盖罐　　恭陵出土的红釉盖罐通高32.5厘米，口径13.5厘米，底径11.5厘米。

侈口，卷沿，圆唇，短颈微束，丰肩，鼓腹下收，平底。

上承覆碟形盖，盖顶置宝珠钮。

器身与盖均施红釉，不甚及底，有露胎现象。

罐的肩部带系的模式，在两晋南北朝非常风行，这显然与系在当时所起的能提能挂的作用有关，同时亦给人以平稳感及美的享受有关。

到了唐宋，烧造技术进一步提高，器物的线条美与色彩美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才让肩部之系显得不那么重要，遂退居于次要地位。

这件红釉盖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香炉历史久远，是由熏炉演变而来，无论作为礼器还是焚香用具，都蕴涵了神圣的意味。

烹茶、焚香、挂画、插花，是古代文人的四大雅好，有人把置炉、玩炉、焚香当作一种时尚，一些精致的小型香炉则成为文人雅士的把玩之物，因此，香炉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品类，不仅登上了文人的几案，而且出现在帝王的内廷。

三足炉是唐代陶瓷器中常见的器型，其造型仿自当时的金银器，以唐三彩较为多见，此外还有白釉、黑釉、蓝釉等品种。

　　蓝釉三足炉　　恭陵蓝釉三足炉高约17厘米，口径13厘米。

口沿外卷，束颈较短，圆鼓腹，圜状底，腹下部有3个外撇的兽蹄形足。

器施蓝釉，底足露胎。

其造型颇具大唐盛行之风，圆润大气，端庄优美，有一种幽雅、神圣之感。

　　恭陵釉陶除了多为上述各种单色釉外，尚有几件三彩器皿，主要为豆和注子。

如三彩豆，高6.6厘米，敞口，折沿，圆唇，弧腹，喇叭形圈足。

腹部及口沿外壁均交错施以黄、绿、白三色彩釉，并相间熔融为彩色花斑。

足部无釉，露出白色陶胎。

　　唐恭陵出土的这批皇家御用釉陶精致华美，亮丽如新，进一步证明了唐代蓝釉器对后世青花瓷的深远影响，具有一定的民族艺术倾向，体现了一种特有的民族意识，在世界陶瓷工艺史上散发出浓郁的民族工艺芳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