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卫生组织近日通报，这艘从阿根廷起航的极地探险邮轮“洪迪厄斯”号上暴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从4月6日起陆续造成9人发病，截至5月13日已出现3例死亡。

汉坦病毒到底是什么？怎么预防？ 汉坦病毒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新病毒，它在人类认知中已有数十年历史。

感染汉坦病毒后的早期症状与感冒高度相似，因此具有一定欺骗性，部分类型的致死率较高。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多次强调，此次事件对普通公众的风险低，无需过度恐慌。

一位“老对手”，一个“大家族” 汉坦病毒不是新病毒。

1978年，韩国学者李镐汪等首次从黑线姬鼠的肺、肾等组织中成功分离出汉坦病毒。

这是一种多宿主自然疫源性人兽共患病原体，目前全球已报道173种脊椎动物可自然感染汉坦病毒，其中啮齿目动物占106种。

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汉坦病毒的核心宿主是黑线姬鼠、褐家鼠等鼠类，这些动物感染后通常不发病，但病毒会在其体内长期潜伏，并通过唾液、尿液、粪便等分泌物排出，感染其他生物。

汉坦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弱，对紫外线、乙醚、甲醛等消毒剂敏感，56℃加热30分钟或100℃煮沸1分钟即可将其灭活。

但该病毒在低温、潮湿、阴暗的条件下可长期存活，这也正是鼠类栖息的潮湿角落、密闭杂物堆等区域容易残留病毒的主要原因。

汉坦病毒是一个“大家族”，哪些类型会威胁人类健康？中国疾控中心近日发文称，可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主要引发两种病：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肾综合征出血热在我国也被称作“流行性出血热”，引起这一疾病的汉坦病毒主要流行于欧亚大陆，包括汉滩病毒、首尔病毒、普马拉病毒和多布拉伐病毒等，感染后死亡率从不足1%到15%不等。

肾综合征出血热临床表现为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害，早期可能出现“三痛”和“三红”，分别是头部、腰部、眼眶部位疼痛以及面部、颈部、前胸部充血潮红，部分患者会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和肾功能衰竭。

经过几十年综合防控，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率已从2010年的0.99/10万下降至2024年的0.31/10万，病死率从1.27%降至0.28%。

当前不存在规模性暴发的公共卫生风险。

引起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病毒主要分布于阿根廷、巴西、美国等美洲地区，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干咳、恶心、呕吐和腹泻等，严重者出现呼吸窘迫、休克。

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致死率高，出现呼吸道症状的患者死亡率可达38%。

但有医疗专家表示，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病例并不多见，全球范围内每年发生约200例汉坦病毒肺综合征。

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证实，“洪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它引发的是汉坦病毒肺综合征，全球尚无获批的特异性治疗药物或预防疫苗。

安第斯病毒，唯一“人传人”的汉坦病毒 此次邮轮疫情引发高度关注，一个原因在于安第斯病毒可能“人传人”。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总结，大部分汉坦病毒只在鼠与人之间单向传播，主要途径有三类：一是呼吸道传播，患者吸入带毒鼠的唾液、尿液、粪便等分泌物形成的气溶胶颗粒而感染；

二是消化道传播，患者食用了受污染的食物，或者触摸受污染物体后再触摸嘴巴而感染；

三是接触传播，患者被带毒鼠类咬伤、抓伤，或破损皮肤、黏膜直接、间接接触鼠类排泄物及污染物而感染。

汉坦病毒感染全年均可发生，农民、野外作业人员、环卫工人、仓储管理人员、老旧小区居民等，因接触鼠类的概率较高，属于高危感染人群。

此外，有研究人员从疫区鼠体上的跳蚤和螨虫体内分离出汉坦病毒，提示存在虫媒传播风险。

同时，有研究从患有肾综合征出血热孕妇的流产死婴的肝、肾中分离出汉坦病毒，提示病毒有可能经胎盘发生垂直传播。

安第斯病毒是目前唯一已知的具备“人传人”能力的毒株。

根据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发布的科普文章，1996年阿根廷的一次安第斯病毒疫情暴发中，医生发现多名从未去过野外的家属被感染，最终通过病毒基因组测序证实了人际传播。

那么，这次疫情会波及到普通人吗？新墨西哥大学健康科学中心免疫学家史蒂文·布拉德福特表示，自观察到这一毒株人际传播以来，安第斯病毒的传播效率并不高，密切且长期的接触是导致感染的必要条件，比如同床共枕或共享食物，很难引发大规模疫情。

此次疫情关注度高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传播路径异常。

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近日谈到，汉坦病毒多为环境暴露感染，在邮轮这种封闭的现代交通工具上暴发，相当罕见，具体传播原因还有待病毒测序进一步确认。

他还谈到，此次疫情也印证了气候变化正在重塑全球传染病风险，气候变暖、生态环境变化以及人类活动，会让原本局限在特定地区、特定宿主的病原体，突破地域限制向新区域蔓延。

那么，邮轮旅游还安全吗？有专家分析，汉坦病毒的生存高度依赖其自然宿主（特定鼠类），此次疫情属于特定航线、特定暴露史下的局部暴发，未来出现类似情况的可能性很低。

灭鼠防鼠，“大扫除”时戴口罩 日常生活中如何预防汉坦病毒感染？中国疾控中心明确提示，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

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环境卫生，清理杂物，发现墙体孔洞时及时封堵，防止老鼠进入，在老鼠经常出没的隐蔽角落，如厨房橱柜下方等放置粘鼠板或捕鼠笼。

清扫长期闲置的库房等场所时，严禁干扫、扬尘，应佩戴口罩和手套，用含氯消毒剂喷洒湿润后再清洁，避免含病毒的气溶胶被吸入。

发现死鼠或啮齿动物的尿液和粪便时，要戴好手套和口罩，用稀释漂白剂喷洒浸润后再处理。

注意食品安全，食物和饮用水应密封储存于防咬容器中，食用前充分加热，饮用水务必煮沸。

从外面拿进家门的外卖和快递，可以喷洒酒精做好消毒，切断病毒的传播。

户外作业或露营时穿长袖长裤，避免直接接触鼠类及其排泄物，不在草丛、鼠洞附近坐卧。

进入久未有人居住的屋舍时，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

我国已有双价汉坦病毒疫苗，高发省份的重点人群可有序接种。

要说明的是，该疫苗针对的是我国流行的汉滩病毒和首尔病毒，对此次邮轮涉疫的安第斯病毒不具有交叉保护效果。

不过，安第斯病毒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不要过度担忧。

邮说医学史277：癌症基因的解码者——“原癌基因之父”瓦默斯

二人之所以能获此殊荣，核心在于他们在生命科学领域完成了一项里程碑式的探索——成功揭秘逆转录病毒癌基因的细胞起源。

这一成果彻底颠覆了人类此前对癌症发生机制的固有认知，为癌症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

上20世纪70年代，瓦默斯与毕晓普将研究重心放在聚焦于劳斯肉瘤病毒中已被证实的src致癌片段上。

借助分子杂交这一关键技术，两人得出了一项打破传统认知的结论：该致癌序列并非逆转录病毒自身进化产生形成的特有片段，而是广泛存在于鸟类、哺乳类乃至人类正常基因组中的固有基因。

这一颠覆性发现于1976年发表于在《自然》杂志上，研究进一步表明，逆转录病毒在感染宿主细胞并进行复制时，会捕获宿主基因组中的这一正常基因，经一系列变异后，该基因会转化变为可驱动细胞恶性增殖的癌基因。

这项突破性研究为“原癌基因”理论的建立奠定了核心根基。

该理论指出，生物细胞的基因组中本身就存在一类负责调控细胞生长与分裂的正常基因，当这类基因受到突变、扩增或染色体重排等因素影响而被异常激活时，会导致细胞脱离正常生长调控，发生恶性转化并形成肿瘤。

这一理论推动癌症研究实现了根本性转向，从传统聚焦于病毒、化学物质等外部致癌因素，转向深入探究细胞内部基因调控机制的内源研究。

更为关键的是，该发现不仅为后续数十种原癌基因的鉴定提供了关键理论指引，也为现代靶向抗癌药物的研发筑牢了理论根基，推动癌症治疗从放化疗等传统方式向精准靶向治疗迈进。

帕劳（2000）：20世纪的科学与医学成就——198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瓦默斯（左）和毕晓普（右），他们发现逆转录病毒癌基因源自正常细胞的原癌基因，揭示了癌症的细胞起源机制，奠定了现代肿瘤学与精准抗癌的理论基础。

02 诗心与医志 1939年12月18日，瓦默斯生于美国纽约长岛欧申赛德镇。

年少的他对生物医学毫无兴趣，却痴迷于语言文字与诗歌韵律，1957年考入阿默斯特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在古英语史诗中找到了精神归属。

本科毕业后，他进入哈佛大学深造文学，硕士论文聚焦古英语诗歌与约翰·多恩（John Donne）形而上学诗学的内在关联，尽显学术深耕。

即便沉浸于文字世界，瓦默斯也始终关注人间疾苦。

谈及弃文从医的原因，他这么说：倘若一位文学教授偶然缺席课程，课堂上的学生或许只会暗自庆幸少了一堂课的负担；

但要是一名医生未能如约出诊，候诊室里的病人将要承受的，是实实在在的焦虑、无助与对健康的担忧。

正是这份对他人处境的深切共情与责任感，促使瓦默斯放下了手中的诗卷，走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学院的课堂。

1966年，他成功获得医学博士学位，随后留在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接受系统的临床训练，正式开启了从文人到医者的身份转变。

瓦默斯学术人生的关键转折，发生在他任住院医师期间。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分子生物学杂志》上读到了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cois Jacob）与雅克・吕西安・莫诺（Jacques Lucien Monod）关于细菌基因调控机制的开创性论文，尤其是莫诺提出的操纵子模型，其阐释的基因调控逻辑既具严谨科学性，又蕴含堪比诗歌的简洁美学，与他的文学审美产生共鸣，彻底改变了他的学术志趣，让他决心转向分子生物学基础研究。

莫诺对瓦默斯的学术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其研究为瓦默斯打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门，以精妙的科学思维和研究范式提供指引，成为他从临床医学转向基础研究的核心动力。

正是这份启发，让瓦默斯将文学素养转化为科研能力，为他与毕晓普共同发现逆转录病毒癌基因、斩获诺奖奠定了基础。

圭亚那（2001）：196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莫诺。

莫诺的操纵子模型对瓦默斯的影响，堪称分子生物学史上一次经典的“学术传承”，它并非直接体现在瓦默斯后来的癌症研究中，而是彻底改变了他的职业轨迹，为他打开了分子生物学的大门。

03 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启蒙 1968年，瓦默斯以临床助理的身份，正式进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加入了资深科学家艾拉・帕斯坦（Ira Pastan）教授的实验室。

在帕斯坦的悉心指导与点拨下，瓦默斯将研究重心聚焦于细菌层面的基因表达规律，从实验设计的逻辑构建到核心技术的实操运用，帕斯坦均毫无保留地倾囊相授。

在NIH的两年时光里，瓦默斯掌握了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关键实验技能，并领悟了科研探索的核心逻辑与严谨准则，实现了从“临床医生”到“科研工作者”的转型。

同时，他见证并感受到联邦资助科研机构在国家科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对科研生态的认知愈发深刻。

这段经历，不仅为瓦默斯筑牢了坚实的学术根基，更让他与NIH结下了长达数十年的深厚渊源。

二十余年后，命运的齿轮再度转动，他终将以更重要的身份重返这片科学殿堂，续写与NIH的不解之缘。

时间来到1970年，也就是加盟NIH两年后，瓦默斯一路向西远赴旧金山，加盟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在毕晓普实验室开启了博士后研究生涯。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当时尚未跻身生物医学研究重镇之列，却因这份远离学术喧嚣的宁静氛围，成为孕育创新研究的理想土壤。

毕晓普教授出身病毒学专业，学术功底扎实深厚，尤其在逆转录病毒研究领域有着独到见解；

而瓦默斯则带着在帕斯坦教授指导下习得的实验技能、培养的科研思维，以及对基因调控机制的持久热忱而来。

两人一见如故，志同道合的科研追求让他们迅速达成默契，携手向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科学难题发起冲击：逆转录病毒究竟通过何种分子途径，在宿主生物体内引发细胞的恶性转化，最终触发恶性肿瘤的形成？ 瓦默斯在NIH的导师帕斯坦。

帕斯坦当时将研究方向从甲状腺学转向cAMP对大肠杆菌乳糖操纵子的调控。

这一转向彻底改变了瓦默斯的人生：他掌握了分子生物学的核心技艺，完成了从临床医生到基础研究者的蜕变。

更重要的是，这段经历开启了他与NIH长达数十年的缘分，他后来两度重返此地，先后执掌NIH及国家癌症研究所。

没有帕斯坦实验室的这段启蒙，便不会有他与毕晓普在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传奇合作，更不会有1989年的诺贝尔奖。

04 原癌基因的破晓 20世纪70年代初，肿瘤研究走到了关键的十字路口。

科学界虽已确认逆转录病毒可在动物体内诱发肿瘤，但其分子机制仍晦暗不明。

1970年，劳斯肉瘤病毒中的src基因被锁定为致癌元凶，然而它的身世与本质依旧扑朔迷离。

瓦默斯与毕晓普敏锐地意识到，破解这一谜题需要借助刚刚兴起的分子杂交技术。

他们大胆猜想：src基因或许并非病毒原生，而是在进化过程中从宿主细胞中“捕获”而来；

若果真如此，用病毒src作探针，理应在正常细胞DNA中寻得其同源序列。

1974至1976年间，瓦默斯团队制备出放射性标记的探针，与鸡、哺乳动物及人类细胞DNA进行杂交。

结果令人震惊：正常细胞基因组中果然潜藏着与病毒src高度相似的序列。

1976年，这一发现正式发表。

他们将正常细胞中的对应基因命名为c-src，以区别于病毒版本的v-src，这是人类首次在健康细胞中确认原癌基因的存在。

后续研究迅速拓展，揭示细胞内存在一个庞大的基因家族，它们本司细胞生长与分化的调控之职，在进化上高度保守；

然而，在化学致癌物、辐射或复制错误的打击下，这些基因可能发生突变，从细胞的“守护者”沦为癌症的“推手”。

这一理论彻底改写了癌症研究的版图：癌症不再被视作外源性的传染病，而是细胞内部遗传程序失控的内在结果。

几内亚（2008）：1966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美国病毒学家佩顿•劳斯（Peyton Rous）。

劳斯发现了病毒致癌的现象，瓦默斯则揭示了病毒致癌的分子机制。

从劳斯肉瘤病毒中分离出的src基因，成为瓦默斯证明“原癌基因存在于正常细胞中”的关键突破口。

没有劳斯在1911年种下的那颗种子，就不会有瓦默斯在1976年收获的理论果实；

而没有瓦默斯的分子生物学阐释，劳斯的发现或许仍将停留在现象学的迷雾之中。

05 从实验室到国家科学殿堂 1989年摘得诺贝尔奖桂冠后，瓦默斯并未在荣誉中止步。

四年后的1993年，克林顿总统提名他为NIH第十四任院长，他由此成为该机构历史上首位获此殊荣的诺贝尔奖得主。

当时的NIH年度预算尚不足一百一十亿美元，瓦默斯凭借在科学界积累的声望与娴熟的政治斡旋能力，成功说服国会启动了为期五年的预算倍增计划，为二十世纪末美国生物医学研究的井喷式发展夯实了财力根基。

在任期间，他始终坚守对基础科学的长期承诺，同时不得不在多重张力之间审慎平衡：艾滋病研究面临的公众舆论压力、干细胞研究引发的伦理激辩，以及围绕这些议题的政治博弈。

身为逆转录病毒领域的顶尖学者，他早在1986年便领衔科学顾问委员会，提议将引发艾滋病的病原体正式命名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从而为这一全新流行病的全球研究统一了科学话语体系。

2000年，瓦默斯告别NIH，转赴纽约，出任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院长兼首席执行官。

在这座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癌症专科殿堂里，他致力于打通基础研究与临床诊疗之间的壁垒，主导兴建了祖克曼研究中心，并携手洛克菲勒大学与威尔康奈尔医学院，共同创设了三方协作培养计划，为新一代癌症生物学研究者搭建了跨学科成长的平台。

与此同时，他并未远离实验台，仍亲自带领实验室团队，深耕肺癌分子分型与靶向治疗耐药机制的前沿探索。

2003年，瓦默斯与友人在其个人肖像画前留下这张合影。

画中的他身着蓝色衬衫，神态闲适从容；

而肖像背景处，雅克-路易·大卫的名作《拉瓦锡夫妇肖像》静静伫立。

瓦默斯素以“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为楷模，特意嘱意画家将这幅经典之作纳入自己的肖像，以此追慕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并寄寓薪火相传之意。

06 科学胸怀与公共担当 瓦默斯坚信，科学的终极归宿是普惠众生，倘若研究成果被锁在昂贵的付费墙后，知识的洪流必将枯竭，全球公卫事业亦会受阻。

怀揣这一理念，他于2000年联合创办公共科学图书馆（PLOS），开创开放获取先河，一举击碎地域与经济构筑的知识壁垒，让前沿文献如活水般流向世界每一个角落。

学术共享仅是序章，瓦默斯的目光旋即投向更辽阔的全球健康图景。

借由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与健康委员会及盖茨基金会“全球健康重大挑战”项目，他以深厚积淀论证了“健康即经济杠杆”的洞见，并力推无针疫苗等颠覆性技术的落地，为破解全球卫生难题注入核心动能。

2010年，瓦默斯受奥巴马总统之命执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

重返联邦科研中枢的他，力主将靶向与免疫治疗从基础研究推向临床，为患者点燃希望。

2015年卸任后，他回归学术初心，在威尔康奈尔医学院与迈耶癌症中心重操旧业，深耕肺腺癌驱动突变与RNA剪接的前沿阵地。

从沉醉古英语诗歌的文学少年，到探秘分子探针的诺奖得主，再到执掌国器、经略全球健康的决策巨擘，瓦默斯在多重身份间从容游弋，却始终未改其宗：对理性精神的虔诚与对公共福祉的躬行。

他与毕晓普揭示的原癌基因之谜，不仅颠覆了人类对肿瘤的固有认知，更为精准医疗时代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瓦默斯与毕晓普的黑白合影，两人姿态放松而专注，完美诠释“一拍即合”的学术伙伴关系。

二人的科学发现，彻底扭转了人类对抗癌症的航向，为后来的靶向药物、基因筛查和精准医学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当今天的科学家在基因组中寻找致癌突变、为患者定制治疗方案时，他们仍在延续着那个始于1976年的简单而深刻的认知：理解癌症，首先要理解我们自身。

作者简介 王平，南京医科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华医学集邮研究会副会长。

编辑、审核：夏媛媛 2026/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