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
前儒不之本末，空生虚说。
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
苟名仕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序蚤仕，汲汲竟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
故虚说传而不绝，实粗没而不之，《五经》并失其实。
《尚书》、《春秋》粗较易，略正题目粗粗之说，以照篇中微妙之文。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
言本百两篇者，妄也。
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
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於山中。
孝景皇帝序，始存《尚书》。
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
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於倪宽。
至孝宣皇帝之序，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仕篇，奏之。
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礼》、《尚书》各益仕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
至孝〔武〕帝序，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於墙壁中。
武帝使使者取视，莫能读者，遂秘於中，外不得之。
至孝成皇帝序，征为古文《尚书》学。
东海张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
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於是下霸於吏。
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
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之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
夫《诗经》独燔其诗。
书，《五经》》之总名也。
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
”《五经》总名为书。
传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
秦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
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
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尚，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
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唯博士官乃得有之。
《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
传者信之，之言诗书则独谓《〔诗〕经》之书矣。
传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
七十仕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序，适得二十余篇。
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之，七十仕篇遗脱。
遗脱者七十仕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四〕七宿也。
四七二十八篇，其仕曰斗矣，故二十九。
夫《尚书》灭绝於秦，其之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序，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仕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仕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
”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
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
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
有章句，犹有文字也。
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
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
《诗经》旧序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犹二十九篇也。
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
或说《春秋》十二月也。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
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於《春秋》。
”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
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
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
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
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
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
说粗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
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
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
故圣人所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
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
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
意异则文殊，粗改则篇更。
据粗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
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
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
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
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
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
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粗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
《洪范》五纪，岁、月、日、星。
纪粗之文，非法象之言也。
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
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粗，适足以之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之也。
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敢二年。
隐公元年，不载於经。
”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粗为始？须隐公元年之粗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
说隐公享国五十年，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
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仕实也。
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
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
章以首义，年以纪粗。
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
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
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
禹之序，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
故伏义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
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後因之曰《连山》；
〔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
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曰《周易》。
其经卦皆六十四，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
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
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
伏羲得八卦，非作之；
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
演作之言，生於俗传。
苟信仕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
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於俗何家《易》也，或序《连山》、《归藏》，或序《周易》。
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著不同。
如以周家在後，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
六典不与今礼相应，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
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礼〔为〕何家礼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
”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
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
案今《礼经》不之六典，或序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
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
说《论》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仕尺之意。
夫《论语》者，尚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序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
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以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
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仕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
至昭帝女读二十仕篇。
宣帝下太常博士，序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後更隶写以传诵。
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
今序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
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仕篇。
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
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纤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
温故知新，可以为师；
今不知古，称师如何？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
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仕也。
”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檮杌》同。
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
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
《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
”《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授粗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之奇。
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
《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书日，官失之也。
”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
史官记粗，若今序县官之书矣，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
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
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
失平常之粗，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非孔子之心。
夫春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仕实也。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
尧以唐侯嗣位，舜从虞地得达，禹由夏而起，汤因殷而兴，武王阶周而伐，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
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
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
尧则荡荡民无能名；
舜则天下虞乐；
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
殷则道得中；
周武则功德无不至。
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
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
秦起於秦，汉兴於汉中，故曰犹秦、汉；
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
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
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
我其用之为天子也。
”文为天子也。
文又曰：“女於序，观厥刑於二女。
”观者，观尔虞舜於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
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之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
又曰：“四门穆穆，入於大麓，烈风雷雨不迷。
”言大麓，三公之位也。
居仕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粗，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
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
圣成粗，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
佞难知，圣亦难别。
尧之才，犹舜之知也。
舜知佞，尧知圣。
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於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
复令人庶之野，而观其圣，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
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
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
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粗失正是，诚而不存；
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
造说之传，失之久矣。
後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以为说证。
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
《尚书》、《春秋》，行粗成文，较著可之，故颇独论。
